【正见网2018年09月21日】
一、丞相护法除弊
宋朝赵普,做丞相时,设置了两口大瓮,放在座位的屏风后,凡是有人投递陈说治国利害的文章、建议等,对其中有价值的文章留下外,其余文章,一律放到瓮中,装满了以后,就拿到大街上去烧掉。
李文靖(沆)说:“我官居宰相之位,确实不能对任何小事,都能做得好。只有对内外呈上来的陈说治国利害的文字材料,一般都不予理睬,姑且算是于国家有所补益罢了。如今国家的防卫制度,非常细致,而且都已落实,如果对人们陈说的意见,轻易就接受,一 一去实行,那么,使国家受到的损害,一定很大。许多人只是一时的想法,呈递上来,为的是邀取个人的功名,他们哪里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呢?百姓惧怕朝令夕改,胡乱折腾。”
陆象山说:“过去,我在“详定编敕所”做事,总以为白吃俸禄可耻。那时候,四面八方上的奏章,朝廷上的大臣当面提纳的意见,有很多建设、改革的建议。对此,大多都要拿来,看一看其中的异议。知识分子,到处游乐,并不熟悉民情,又轻意地喜爱献计献策。一旦按他们的办法去做,计策虽然出自一张纸、几句话,可千千万万的百姓,就要受害。我每每与同事们尽力辩论驳斥,因为朝廷清明,这些争论才得以消停下来。安排研究各种事情,考察核实种种议论的辛苦,当然报答不了做大官所吃的俸禄。不过,这样去做,总算可以补偿其万分之一罢了。”
【冯梦龙评曰】
罗景伦说:“古人云‘好处不达到十分,是不能变法革新的。”这是说改革之类的事情,不能轻易进行。有人怀疑这种说法,认为“难道可以坐视天下的弊病,而不想法挽救吗?”他们不懂得:“革除弊病,保存法,是可以的;认为有弊病而变法,是不可以的。这是因为不守法,才产生弊病;不是因为有法、守法,才产生弊病的!历史上主张变法(改法)的人,往往是想排除异己,自欲独断专权;而主张革除弊病的人,则是要反对贪污、贿赂、淫乱,以利国惠民。”
韩琦、范仲淹在庆历年间的措施,是“革除弊端,保存大法。”而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施行的,则是“因为有了弊端,而改变大法。”一个成功,一个失败,大概可以从此中,看出一定的问题了。
(笔者附言:外国有的宪法,多年遵守,不改一字,而国泰民安。某人一上台,就乱改宪法,灾祸频生。要革除的是弊端,而不可乱改法!)
二、御史台衙门有个老仆役
宋朝御史台衙门,有一名老仆役,向来以刚强正直闻名,每逢御史(名叫范讽)有过失,他(老仆役)就把梃棍(一种象征性惩罚刑具)竖直。衙门中,就把这梃棍,作为验证贤与不贤、对与不对的标尺。
有一天,范讽接待客人,亲自嘱咐厨师给做饭,一连叮嘱好几次。厨师刚离开,又召呼回来,一再叮咛告诉。范讽看见老仆役又竖起梃棍,觉得奇怪,就问他什么原因?老仆役回答说:“凡是指使人的,都是教给他方法,然后要求他完成任务。如果不按法去做,自然有常刑去处罚,何必亲自喋喋不休呢?假使让您掌管天下,你能做到每一个人都去多次告诉他怎么做吗?”
御史范讽,既惭愧,又佩服。
【冯梦龙评曰】
这人真是做宰相的贤才,可惜因老仆役的身分,给埋没了。
三、光武帝刘秀不记下人恩怨
汉朝,光武帝刘秀,杀了王郎,收缴其很多文书信件,找到手下官吏与王郎,互相谤毁他的信几千封信。光武帝并不细看,便会同诸位将官,将信统统烧掉了,说:“让那些睡不着觉的人,得以心安吧。”
南朝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起兵反叛。萧道成去进攻,并将他斩首,而跟他起兵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还在破阵、攻城、前进。这时,宫中传言,刘休范已经到了新亭。一些知识分子和平民,都恐慌了,纷纷到叛军营垒中去报名、依附他,总共有好几千人。等到军队到了,原来是萧道成。萧道成当时得到许多报名信,就立即烧掉了。他登上城楼,跟大家说:“刘体范父子反叛,我已经杀掉了,死尸在南冈下。我是萧道成。你们这些人的信件和名字,我都已经烧掉,不用害怕了。”
萧道成的做法,也是来源于光武帝的智谋。
四、薛简肃镇反不扩大
薛简肃在四川做元帅,一天在大东门外设酒宴,城中有兵士叛乱,不一会儿,就被抓住了。都监跑来向他禀报,薛简肃命令:就在抓住他的地方,斩首处决。
民间认为他断案如神。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必然乱加牵扯众人,十天半月,也不能了结此案。这样不能稳住众人不安的心理。
如果稍稍有意扩大自己的功绩,便不能这样痛快地把事情处理完了。
五、国君在德,不在鼎!
天顺初年,鞑靼酋长孛来,靠近边境。因传闻国宝在边境处,镇朔大将军石亨,想要领导军队巡视边境,乘机获取国宝。皇上(明•英宗)因而问李贤。李贤说:“孛来虽然靠近边境,但不曾侵犯我国,现在无故增加边境的兵马,不可以。何况国宝玉玺,原为秦始皇所造,李斯篆刻的,乃是亡国之物,不值得宝贵。”古人王孙满,曾经说过:“(当国君的)在德,不在鼎。”不要找鼎,也不要找玉玺之类。皇上认为他(李贤)说的对。梅国桢的见解,与李贤的看法很一致。
六、诸葛亮平叛不设汉官
诸葛丞相平定南中以后,一一根据夷人的情况,任为各种官职。有人建议说:“您天威加到此地,南人都服顺了,然而夷人的情况变化莫测,今天服顺了,明天又会反叛。应该趁他们现在来降顺的时候,设汉人的官吏,分别统治他们,使他们归顺,而且得到管束,让他们渐渐习惯我们的政治教化。十年之内,使这帮梳着辫子的野人,变成我们在编的百姓,这是最好的办法!”
诸葛亮说:“假如设立汉官,那么,就得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又没有粮饷,这是第一件不容易的事。夷人刚刚被战胜攻破,父兄死的死、伤的伤,设立汉官而无兵保卫,一定造成祸患,这是第二件不容易的事。加上当地官吏,积累有可废可杀的罪过,自己内心都有很重的隔膜,如设立汉官,始终互不信任,这是第三件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不留下军队,不用运送粮草;而且把纪律、法令大致确定下来,使夷汉相安,这也就够了。”从那时起,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夷人也没有再反叛。人们都称赞诸葛亮的这种安排,做得妥当。
【冯梦龙评曰】
晋史记载,桓温伐蜀时,诸葛亮的秘书还活着,当时已经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他:“诸葛公有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秘书回答说:“也没有什么过人的地方。"桓温便显出很自己得意的样子。那个秘书,呆了半天又说:“不过自诸葛先生以后,还没有见过谁有先生那样妥当的人。”桓温一听,立即感到惭愧,佩服。因为凡事最难做到的就是“妥当”,这二字,就是诸葛孔明的才智啊!
七、高拱论安抚贵州土官内哄
隆庆年间,贵州的土官,安国亨和安智,各自起兵,互相仇杀。当地的巡抚,以叛逆的罪名,奏报给朝廷,发兵征剿,没有成功,并且将要酿成变乱。
新任巡抚阮文中,将要去赴任,拜见丞相高拱。高拱向阮文中讲:“安国亨最初受一群坏人挑弄,仇杀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疏穷和哥哥安智,怀恨报复。他们互相仇视、攻击,交织在一起,他们相互仇视的语言,难以作为凭证。当地巡抚,偏信安智,所以安国亨既怀疑又畏惧,不服伙朝廷拘系提京,巡抚就以叛逆罪名上奏,说:‘那些叛逆的人,是胆敢冒犯朝廷的人。’帽子扣得很大!现在,他们是民间自相仇杀,于朝廷有什么关系?纵然不服从拘系提调,也只能算是违拗而已。仅就这一点,就奏请朝廷,轻易发兵剿杀,那么,老百姓肯于束手就戮吗?就是各有伤残,也并未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抵抗的迹象。而巡抚一定要以叛逆罪名,加在他身上,不是太过分了吗?做人臣的,有人专干欺骗、瞒哄皇上的事。地方上出了事,隐匿起来不让上边知道;而那些生事邀功的人,又往往把小事说成大事,把没影儿的事说成真事。一开始则往严重里说,用来为自己邀功留有余地,最终则极力促成,以证实自己从前的看法正确。这难道真是忠于国家吗?你不大知道其中实在的情形,应当虚心平气对待这件事。去掉他们的叛逆的罪名;而制止住他们仇杀的行为;只定他违拗不听令的罪过,那安国亨一定会出来听凭理论,不是叛逆的实情,自然就清楚了。象这样,只判以本来的罪过,这样就没有不服的了。这才叫做执法准正、天理公道嘛!现今做官的人,往往好在前任官员的事务上,加重情节,以表现自己的风采,这是小丈夫的行为,不是大道之人 所应当做的。你还是应该努力去做好!”(高拱这段话,非常深刻,也切中官场弊病,且有现实意义!)
阮文中到达贵州之后,秘密进行探访,果然象高拱所说的那样。于是绽公开办五件事:一是责令安国亨献出挑拨离间的人员;二是按照民俗,命令做出赔偿,以抚慰安信等人的性命;三是命令:分配、安置好疏穷母子的生活;四是撤销当时为安国亨所授予的职衔,及废除他儿子的权利;五是从重处罚,以惩治其邪恶。可是,安国亨见安智住在省府中,更加疑虑畏惧,怕抚臣把他引诱出来杀掉,所以拥兵如前,始终不出来接受审查,而是上书辨白自己的冤枉。阮文中习惯于不切实际的议论,又上疏皇帝请求清剿。高拱考虑到清剿总不是办法,不剿吧,又有损朝廷威信,于是,援意军事部门,把出兵的请求打回去,最后让吏科 (任命官员的部门)的给事贾三近,前往贵州去审问。安国亨听说吏科的官员,前来审问,高兴地说:“我是听凭审问的人,抚臣一定不敢杀我,我现在可以自己说清楚了。”于是交出那些坏人,而到省衙听审。五件事都按命令去做,愿意罚银三万五千两自赎。安智还是不服,阮文中处置了从中挑拨的人,这才服从了。安智也被撤销了所管的事情,跟着他母亲,一起予以安插。科官贾三近,还未到达贵州,而事情已然安定下来了。
【冯梦龙评曰】
少数民族部落的头人们,他们世代享受富贵,没有道理要叛乱。从道理上分析:一定是这样。都是当事人,有的严刻剥削,有的轻慢残暴,有的处理不当,激成他们反叛,尚可原谅,何况未必是反叛呢?象安国亨这一事件,若不是高拱极力掌握,势必动用军队。就算是有幸战胜,并抓获了他,可也消耗掉好几个省的兵和粮,结果是打胜一伙,却互相仇杀、损害了老百姓。太不值得了!是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今天怎能不思念高拱这样伟岸卓越之人呢!
八、郭绪艰辛勇敢,制止云南叛乱
明朝孝宗时期,云南孟养地区、思叠(人名)的部落,不服教化。驻地大臣,商议要剿灭。司马公,上疏认为,当今内外疲困,灾害接连发生,怎么还能用兵呢?应当派遣京中朝廷命官,前往训诫。倪文毅说:“用兵作战的方法中,有这一种:即使兵力不够,也要显示出兵力雄厚。如果象司马公所说的,莫非向天下人表示朝廷软弱吗?而且让思叠听到轻视我们吗?派朝廷命官去劝诫,固然很好,可是如果劝诫后,仍不听从,那么不就没办法了吗?不如开始时,派遣边境大臣中有威望的人前往。那些人应该自己就服从了。假如他们真不服从,再商议剿灭也不晚。于是,下令云南府参议郭绪、和按察副使曹玉,一同前往云南:十多天后,一行人到达金齿。参将卢和(人名)领兵,距离思叠占据的地方 有二段路, 驻扎下来,派人拿朝廷文书去劝诫。去的人都被扣留了。卢和领兵回到千崖,遇见郭绪,告诉他发生的情况,并且告戒郭绪,不要靠近。郭绪说:“我受国家恩惠,报答国恩正是好时机。要是你说的那样,作为臣子的名节该如何呢?苏武出使匈奴十九年,最后还是活着回来了,何况现在的事情非匈奴可比。万一不能回来,也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有人对郭绪说:“苏武是带着黑头发去的,回来时头发已经白了,可您现在头发已经白了,难道能带着黑头发回来吗?”郭绪脸色变得非常严肃,没有回答。当天曹玉副使因有病退回,郭绪一人骑马,带了跟随数人,前去了。走了十来天,到达南甸,道路险要,不能骑马,于是披荆斩棘,徒步前往,大家用绳索牵扯着走。又走了十来天,到了一个大湖,当地的土官,用象车来接。郭绪坐上大象,头顶迷雾,脚踩黄沙,天阴路滑,方向不清,跌跌撞撞,而郭绪更加用力前进。又十来天,到达盂濑,离金沙江仅一舍之地了。郭绪派一官员,拿着文书过江。告知朝廷招抚的意思。土人互相看着,吃惊道:“中国官员,也到这里了吗?”马上派出许多兵,率领象队数万,过金沙江来到郭绪的驻地。拿着长枪硬弓,围起来好几层。有一个翻译,哭着报告说:“贼人马上就要烧杀了。”郭绪申斥道:“你可是要做间细吗?"于是拔出剑,指着他说:“明天渡江,胆敢再说这种话的,斩首!”
思叠(部落首领)看见朝廷晓谕的文书以后,福和祸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又听说郭绪为人正义,意志非常坚决,见他只身而来,十分钦佩。立即派了几位酋长,来接受命令,并馈赠土特产。郭绪把赠品,全部退还回去,并邀请思叠来面谈。先讲述他的劳苦,接着替他伸冤,然后责备他反叛。听到的人,都哭得前仰后合,请求归还侵占的地方。郭绪同意了,他们都叩头称万岁,欢声动地!郭绪借机问先前卢参将所派的人,放出来还给郭绪带回。卢和得到郭绪报的信儿,骑马快跑而来。这时,思叠已经撤兵,回到自己的领地了。
【冯梦龙评曰】
象郭绪这样的干才,正义堂堂,磊落皇皇。爱民若子,辛勤奔忙。他没有辜负倪公的信任和派遣。然而这次事件的记录表明,只给郭绪晋升一级。而那些小人、编织(说谎)防卫有功的、横杀无辜的,却得到封官荫子。真是令人心寒!
九、吴惠爱民,安抚义宁洞苗人
吴惠,任桂林的知府,恰巧义宁洞蛮主,勾结湖南苗人作乱。监管部门,正商议进兵征讨。吴惠急忙报告说:“义宁是我管辖的地方,请允许我自己去招抚,不服从时,再征讨也不晚。于是带着十几个人,坐着滑竿,进入洞里。洞所在处,十分险峻,山石攒起象剑戟一样。汉人走路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而瑶人则光着脚跑,上山下岭象飞一样。听说桂林太守到了,启禀他们的首领才得以入洞。吴惠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父母官,想来救活你们,没有别的意思。”众人都认真听着,吴惠乘机反复陈说利害,他们的首领,感动得流了泪。挽留吴惠住了好几天,到处参观了他们的城堡地形,几千人护卫着送出境,杀了羊和猪在境上。吴惠说:“好好生活,不要做下后悔的事。”几千人都放下佩刀叩拜,发誓不再反叛。吴惠回来,报告给监管部门,于是停止出兵征讨。第二年,武冈州盗贼兴起,他们宣扬推戴义宁洞主为帅。监管部门都怪罪吴惠。吴惠说:“地方主张安抚,监管部门主张征讨。蛮苗之人反复无常,我承担责任。”又派人到义宁。义宁瑶人从山顶望见是吴惠,派人详细说明武冈的事,是冤枉的。监管部门非常惭愧,武冈的盗贼,也就没有兴起来。义宁人感激吴惠,象父母一样,一直到吴惠在桂林为止,没有人敢在境上骚乱、偷盗的。
(均据明代冯梦龙《智囊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