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2年11月20日】
慈悲伟大的师父好！
各位同修好！
二零零七年，我在中东一个国家工作时喜得大法。不久我就搬回了家乡克罗地亚，我在那里生活和修炼了八年，期间，我在向当地民众讲真相和介绍大法的同时，也做翻译大法书籍等工作。
我回到澳洲近七年了。在今天法会上，我想与大家分享我的修炼体会。我还想在此表明，现在我能够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澳洲履行我对师父的誓言。
一、我对同修之间互相交流的一点认识
最近有位同修和我聊天，说她自己在小组学法后，已经没有动力再去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因为经常交流的主要是她和另外一两位学员，其中包括我。她还说，她开始对那些长期不分享修炼体会的人有些反感，因为她公开分享自己的不足和缺陷，而她觉的别人可能在评判她的同时，隐藏他们自己的缺点。
我们又谈了一些，但最后，我俩一致认为主要应该向内看自己的问题，无条件继续与同修交流心得体会；还有，不要期待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回报，也不用担心被评判。我们相信，最好的办法是以身作则。
另外，我们不应该批评别人，而应该想办法鼓励和帮助他们，提供一些如何与大家交流的方法，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象演讲者或作家一样与人交流，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一些如何整理自己的思绪、如何有效交流自己思想的方法，无论是口头上的交流，还是写文章交流，我们都应该提供善意的无条件的帮助。
此外，我们还谈道，能听到自己在法上交流修炼体会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因为在我们交流出来的过程中，我们会重新提升对法的深刻理解，这就象我们在学校里复习功课。真的，我们认为与同修分享自己的修炼心得，对己对人都是非常有益的。
谈话结束后，我觉的我俩都学到了很多东西，除了不要根据自己的观念来判断别人，还要想办法积极、主动帮助别人分享他们的修炼心得。就在不久，我们的手机群聊组中又传来了一条信息，鼓励当地西人学员为即将到来的澳洲法会写交流稿。我其实已经提交了我的交流稿，但是同样的话题在仅仅相隔两三天又被提到，这促使我去思考我们作为修炼人为什么要分享修炼心得。我们都知道，师父要求我们分享修炼心得。
师父说：“法会中大家会分享修炼中的心得，对照自己的不足，以后修炼中提高自己，这非常好！作为大法弟子这是必须的，因为你们在修炼中提高了自己才能做好你们应该做的。”[1]
读了师父的法，我真的感受到了师父的鼓励。然后，我对“分享修炼中的心得”此话题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师父赐予我们《转法轮》，要求我们多学法，因为法的内涵会在我们学法过程中显现出来。我们修炼人都是在学法中领悟法理，师父不会对学员一个一个去传授法理。我的理解是：师父讲解的越详细，旧势力给我们的阻力就越大，而师父是慈悲保护着我们。因此，除了学法之外，师父还为我们留下了同修之间分享修炼心得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对法的认识。并用这样一种间接的交流的方法，来减少旧势力的干扰。因此，当我们在法上去互相分享心得体会时，我们不仅加深了自己对法的理解，也使我们修炼团体得到了整体提高的机会。
我还悟到，一个修炼人，需要用自己的主意识去理性的认识法。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觉的我们正慢慢用我们所证悟到的法理，来丰满我们每个人在新宇宙中所对应的空间。一个人自己可能很难去完成，所以我们需要用整体的力量来实现他。
当然，我们与其他同修分享修炼体会时，仍然有一个信与不信、赞同与不赞同的过程，所以仍然涉及到一个“悟”的问题。
我还悟到，师父让我们分享修炼心得，肯定有很多深层的原因，而这些原因归根结底来自于师父的智慧和对我们的无量慈悲。我相信，没有什么是徒劳的，也没有什么是只为了一个目地，修炼人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
我在开头提到的那位同修，在一次小组学法后，分享了她的心得。她说：“如果一段时间过去了，而我自己在学法后没有修炼心得可以分享，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她还说：“我们学习大法，并修炼主意识，所以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提高。如果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没有把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情和修炼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教训或提高，我想我就不是在修炼中了。”
起初，我觉的她的交流有点太严肃了，但再仔细想想，我可以看到她交流背后的逻辑思维。是啊，已经有多少个星期或几个月都过去了，我们怎么都没有能够分享出自己的修炼心得呢？所以，我们应该抓住每年召开法会的机会，把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写出来，并提交出去，作为一个比学比修的好机会，同时正视自己的修炼，并履行我们对同修和师父的责任。
二、帮助家乡克罗地亚举行第一次法会和其它活动
自从我在二零一五年搬回澳洲后，我从未感觉到，我不再是克罗地亚和其它前南斯拉夫国家整体学员的一部份。虽然我们所处的地域间距很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与合作。
澳洲的清晨是欧洲的傍晚，所以我可以参加他们的网上学法，那是我的幼子和常人丈夫睡觉的时间，我想这是师父非常慈悲的安排，因此，我尽力多参加他们的集体学法。
当我听说克罗地亚学员想组织第一次法会时，我很想支持。后来还有几位同修表示希望邀请天国乐团首次来克罗地亚，并在法会前两天组织大型活动，我很高兴。但我知道这需要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做如此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一开始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在那里能做这些事情的同修不多，但当我看到他们几位主要协调人，对做成这件事情抱有乐观和积极的想法时，我决定尽可能帮助他们，尽管我当时住在澳洲。
在准备工作進行的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需要通过发短信来联系，通常都在澳洲的夜间。
为了确保我能阅读这些信息并及时作出回应，我必须拒绝接受“这会给我带来不方便”的想法。我意识到，我对舒适和“个人时间”的执著，正在被挑战，但我不想给它们任何能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们发现工作量确实很大，比如去申请和得到游行和各类活动的许可证，为乐队成员获得签证，在克罗地亚的两个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选择、住宿选择、天国乐团练习的场地等等。当地的几个学员有很多事情要协调，有时会出现意见分歧，或者出现障碍实施的情况等等，但不管怎样，一切都在進展中。总的来说，大家合作的很好，而且也在结果中显示出来。
然而，我发现，他们为法会前两天的活动做了很多工作，但法会的组织工作却停滞不前。我想如果我观察到有什么东西是欠缺的，我应该积极去帮助完善它们，而不是停留在思考或指出不足中。于是，我联系了协调人，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他接受了。
在那次电话交谈中，我们立即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场地，因为参加法会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在这次谈话中，我们也意识到，目前会场的音响和灯光解决方案也不合适，而且翻译设备也根本没有预订。当我们结束通话时，我意识到这些工作其实早已经为我安排好了，就等着我去承担和实现。
早些时候，我已经对团队说过，我将帮助把法会文章翻译成英文，这是我常做的项目。但是，为会议厅组织音响，预订翻译设备和接收器等，这些是我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特别是我人还不在那里。当地的协调人曾试图联系出租翻译设备的公司，但大多数公司都没有给他回复和报价。
我意识到，我在澳洲不应该是一个障碍，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络，而且大多数公司都很乐意通过一些网上应用的程序沟通，只要我们是一个认真的客户，并会向他们付款。
我调整了我的作息安排，并开始与克罗地亚的一些公司联系。我同时意识到，当地的协调人从未从这些公司中得到过报价，因为这可能是我誓约的一部份，是我必须做的事情。我想，如果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来完成它，而让其他人来做是行不通的。这个理解激励着我前行。而且，我理解到每一步都是有安排的。
法会场地以及所有其它设备的最终要价，远远高于我的预期。我知道当地的学员已经承担了大部份的费用。当我看了看我的银行账户时，我明白了，我正好拥有所需的金额，而且这并不影响我家庭的经济预算，因此，我不是在走极端。
但是，我心里对支付这笔钱还是感到有点不舒服，脑海中闪过一些消极的想法，比如：“你甚至不会在那里，也不能参加当地的法会，但你却花这么多钱。”我向内找后发现我有对“安全感”的执著，我希望我的账户里能有一点“额外的钱”作为后备。放弃那笔钱使我感到有些不安，但同时，我能观察到，那个不安情绪并不是真实的自我。因此，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我做出了一个坚定的决定，让不安的情绪消失。
财务解决了，是预订法会场地的时候了。但我们被告知，场地只能由企业实体预定，而不能由非营利组织或个人预定。协调人告诉我，根据这些规则，我们不能做预订了。
于是，我联系了我认识的一位住在克罗地亚的企业主，她之前学过大法，支持法轮功，但她没有修炼。我也邀请她来看天国乐团的表演，她很高兴并表示希望看到乐队的表演。我问她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因为她有一个注册的公司。我强调说，我们会承担所有的费用。她说她愿意帮忙，并给了我她公司的详情。
我们谈话结束后，我感到有点不安，我怀疑我们这样做是否“不真”。然后我想——“好吧，如果阻挡我们的是登记管理方面的障碍，而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案，而且这位朋友是自愿支持我们的，那么应该不是太糟糕。”我真诚的对师父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否则我们就没有场地了。”尽管这个解决方案可能并不完美，但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或者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没有更高的智慧去想出更好的办法。
那天晚上，当我和另一位来自邻国的学员交流时，他分享了他们第一次组织法会时的经验。他提到的一点是，每当他要求新学员去布置场地或完成一些事情时，这些事情就会莫名其妙的完成不了，或者出问题。他还说，每当他让老学员做同样的事情时，就不会出问题，事情就会顺利的完成。他的理解是：“要想顺利完成这些事情，人必须具备所需的功，而那功来自于真正的实修。”
谈话结束后，我在想——需要去签合同的朋友，她已经不是修炼人了，那结果会是如何呢？我很快就得到了答案。
第二天，我试着给那位朋友打了几次电话，但都没有人接。晚上，我们终于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她现在已经不能去任何地方了，也不能签署任何文件了，因为整个晚上和白天她的腹部都在剧痛。当她告诉我这个情况时，我立即意识到，我之前请她帮助是不合适的，这是一个如此大的漏洞。
在克罗地亚，利用朋友或家人的公司或生意，来越过一些登记管理方面的障碍或税收问题是很常见的。但我是如此不负责任，因为修炼人做任何事都要与“真”保持一致，不能使用腐败的、普通人的方法。除此之外，那位朋友现在已经不修炼了，那么她的那个功也没有了。我马上告诉她，你只管把精力放在养病上，不要担心我们会用她的公司名义去签署任何东西了，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的。我鼓励她只需好好修养。很快，她告诉我，她身上的压力几乎完全消失了。
后来，我把我的理解告诉了当地协调人，并坚持让他亲自去和场地经理交涉，解释情况。我真心觉的，我们不能用任何常人迂回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如果经理因为不把场地租给企业而失去了税收优惠，那我就应该主动承担这笔费用，让他不会在经济上受到损失。果然，最后，我们在协调人的名下预订了场地，但没有增加任何费用。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三、在参与大学的社团活动中修炼
我在一所大学工作，里面有各种俱乐部和社团，学生们都可以参加。我们法轮大法社团的成员其实大多是已经从该大学毕业的学员。还有一些是刚刚开始炼功的学生，他们对大法感兴趣，但还没有真正开始修炼。那些早几年毕业的老学员，他们出于支持社团的正念，加入了社团，但我也感觉到，他们对社团的活动并不十分积极。
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所知名大学有一个活跃的法轮大法社团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大学里有很多国际学生，其中很多是来自中国的学生。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能看到法轮大法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是自由修炼的，这也是他们听到真相的机会。他们得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这也是师父慈悲救度的体现。
师父开示：“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象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二十五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2]。
从年龄段来看，绝大多数学生都属于这个“雪花”群体，所以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努力救他们。
然而，在组织社团活动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顺利的。经常发生的情况是，当我预订了会议室时，只有两个人出现，或者当我们在校园里有活动时，能在摊位上帮忙的人却很少。大多数人都不回复我发出的电子邮件或群发的短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心中产生了疲惫感，并带有一些怨气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人关心这事？为什么电子群聊组里有那么多沉默和未回复的信息？”我开始有消极的想法，甚至把社团看成是一种负担。
正当我对今年的社团活动感到灰心的时候，学校发出邀请，让有兴趣的社团申请参加为期三天的欢迎新生周活动。最后，活动要在校园内举行，而不是在网上。我把信息传给了所有法轮大法社团的成员，但他们说他们不能帮忙，因为他们太忙了。是的，他们忙于其它证实法的项目，以及他们的常人工作，我可以理解他们。
后来我客观的看了看自己，其实，我在澳洲当地讲真相的活动中也不是很积极。我积极参加的只是这个大学社团，所以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因为其他人也参与了很多其它事情。我们应该互相补充和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对方。所以，我想，那我只登记网上的社团活动，因为这样，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做所有的工作。
我在网上注册了社团活动。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当学校发出获准摆摊的社团名单时，我们团体也在名单上，尽管我们并没有申请。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这是师父的鼓励。我绝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机会。
在这三天里，我们必须让学生们在校园里都能够看到大法弟子的身影。我从心底里发出参加校园活动的强烈愿望。
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既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在校园里举行活动，这只是一个组织问题，因为不是社团成员的其他同修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网上活动。我暗下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那三天活动中，我都会在展位上，并想办法安排好一切。
然后，出乎意料的是，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工作单位的电子邮件，要求我本应在社团摊位上服务的时间段，去教课三天。原本在疫情期间，我的工作时间被减少了，现在我收到这个消息本应使我很高兴。然而，我不可能在那三天同时出现在工作和摊位上呀？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已经决定要去支持大法的活动，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然而，我又意识到我不能走极端，我必须要做好工作，不能在工作单位造成负面影响。在他们需要有人教书的时候，我却要求休息，特别是如果他们在同一天看到我在法轮大法社团的展位上。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心里理清了思路，我不怕放弃这三天工作的收入，但是，我也不会被动的接受，旧势力以所谓的考验修炼为借口而拿走我的钱。在内心深处，我还看到了另一种消极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表面上被伪装成无私的思想，那就是：“哦，我放弃了工作和金钱，这都是为了大法。”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并不理性，其核心是对名声和自我肯定的追求。这样的想法并不是真正的正念，因为我仍然用它来证实自己。
最终，我以平静的心态想：如果是师父的安排，需要我牺牲一些东西，我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旧势力在经济上迫害我，那我不接受！正确的路会出现的！
最后，一些社团的成员与我联系，说他们可以在摊位上帮忙。在校园的活动中，我在摊位上待了两个早上，其余时间由其他同修负责。我还成功的在这三天里教了课。得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协调成果。
四、认清党文化
参加社团活动，总会给我们提高心性和提升对法认识的机会。有在参加大型的欢迎新生周活动中出现，但也会在社团成员或社团支持者之间的小互动中出现。最近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问题，但我确实觉的需要与大家分享。
一位青年同修联系我，询问我们社团活动的资金问题。大学每年为各社团和俱乐部提供一定数额的资金，所以她想知道这些钱中的一部份，是否能用于青年同修们的聚会上，因为他们正在寻找支付费用的办法。我于是向她询问了更多的细节，并意识到她说的是全国法会活动期间的青年同修聚会，而不是大学社团的相关活动。
于是我回答说，尽管我们社团的账户上确实有一些钱，但除了与社团有关的活动外，我不能将这些钱用于任何其它活动。虽然说这个青年同修的聚会可能有我们的社团成员在场，但它实际上不是社团本身的活动。我解释说，将社团的钱挪用在大学所支持的活动之外的事情，是不符合“真”的要求的。她同意了，而且没有進一步的再讨论这个问题。
然而，我觉的我被问到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这种情况不是与我之前在预定克罗地亚法会场地时使用常人的手段和方式类似吗？我意识到，大约在同一时间，明慧网上也发表了几篇关于正确处理金钱问题的文章，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来自一个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在那里，人们会直接从公司拿东西回家使用，或者将公司的材料用于个人活动，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根据我的理解，那种“这是公共财产”、“这是大家的”或“从一个人那里拿去给另一个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等等观念是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在办公室打印个人资料等小事上也是这种表现，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我没有侵占他们的资源。那位青年大法弟子问我，是否有资金可以从一个预算中转到其它地方，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同修之间经常谈到中共党文化，但我觉的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西方人认为他们没有这个问题。根据我的经验，这不仅是中共的问题，这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西方人当然也就在其中。
在日常社会中，如果金钱或资源没有准确的在既定范围内使用，那就是挪用资金，那就是非法行为。虽然我知道这位青年同修没有任何不良意图，但我确实觉的这个认识很有意义，我有责任把它交流出来。希望它能对清除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党文化的因素有所帮助。
谢谢师父！
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欧洲法会贺词》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四》〈二零一六年纽约法会讲法〉
（二零二二年澳洲法会交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