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4年08月21日】
亲人泪水最多的一天
哈尔滨是我的故乡，我热爱这一片土地和乡亲。虽然我为了真理不幸流离失所、吃尽了苦头，可是心中总是装着“真善忍”，心的容量也不断加大。大法要求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即使在困境和磨难中也应该如此。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需要每个大法弟子的互相帮助。我感受到了向世人讲清迫害真象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最大的慈悲。
当时很多学员境况都很艰难，食衣住行都成问题。幸好我还有一些积蓄，能够帮忙解决一些问题。每一个学员的困难都是自己的困难，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租房子买设备，他们提供行动上的帮助，我们的心连成一片。在印制传单的最后一年，消耗掉很多机器设备。虽然那时追捕我的风声逐渐减弱，但是由于我多次出入银行，在监视器里留下了大量的纪录。为了支付购买机器的费用，我去银行准备取出全部款项，竟因此落入魔掌。
二○○一年七月十六日，我到银行取款时被人认出，并且报警处理。那个银行的主任，一看我的帐上有这么多美金，而我是个通缉在案的人，她的两眼冒着绿光，一口咬定我“里通外国”。我在这家银行往来十几年，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大款”，可偏偏那天一个认识的人都不在，使我百口难辩。十几个保安紧紧的把守封闭的房间，在我无法脱身的状况下，就以“里通外国”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抓進监狱。省公安厅组织的二十多人闯入我姐姐家，不但将我十五万美金存摺抄走、电脑手机全部私分，冻结银行资金，并且刑求逼供我的亲属，两天两夜不让她们睡觉，要我姐姐交代我关于法轮功的活动。姐姐严词峻拒。警察让她骂师父，姐姐说：“世界上的好人从不教人骂人，我不会骂人，我永远尊敬师父。”
我的户口所在地是七政派出所。在我被绑架的当天，警察摆宴席“庆贺”抓到了我，進進出出的喜不自胜。这些人在镇压善良的人们中，得到了江氏集团经济资助的甜头，不惜助纣为虐。
每个公安的手里都拿着酒瓶，边喝边说：“抓到你不容易，多亏有人告诉我们，不然别人抓到了，我们白费劲了。”他们嬉皮笑脸的说：“我们一块喝吧，就因为你是我们管辖，没抓到你，让我们管户口的几次想入党，上级都不批。他老爸是老干警，入党、提升干部都成了问题。你的户口干嘛迁到我们派出所，给我们惹出这些祸来？”
在第二次被放以后，我的家管辖的派出所经常来找麻烦。今天上门谈话，明天让写保证，每次都被我拒绝。他们也不耐烦了，上面逼得急，他们就找我家属让我迁户口，没想到户口刚落到那个我从没住过的地方，我就被通缉了，这个管户口的警察认为很冤枉，倒楣丧气，还不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入党申请被退回，提升干部也没门，赏识他的领导唉声叹气。他急得非抓住我不可，否则工作干不了，官也当不了。
事情也真巧，我最后两次被抓，都恰逢我丈夫过生日。当时朋友来得很多，大家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都没有心思吃喝，公公婆婆和孩子在一边默默流泪。从我修炼开始，家庭环境变得和谐了，和公司员工和睦相处，宁可自己亏损也要给员工开支，这些变化大家都看在心里，明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
其中一位朋友，我被捕前一天到她的公司打电话，电话里传来哭声，朋友看到我一边打电话一边流眼泪，就不忍听下去而暂时避开这个场面。我打电话给一个多次進京上访的同修。她告诉我：“许多功友冒着生命危险，从明慧网下载和投寄文章，不幸被抓。从网上得知，自从六月份万家劳教所虐杀惨案之后，七月份哈尔滨的长林子劳教所，又传来虐杀十余名法轮功男学员的消息。但是当局继续封锁这些讯息、掩盖实情。长林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用刑非常残酷，使用的酷刑包括一种蹲不下、站不直，头抬不起来的吊铐方式，一吊就是十多天。”听着这些我眼泪马上流了下来，声音哽咽了，我们边哭边打电话。
当这位朋友把看到的情景和盘托出以后，亲人心里都非常难受，担心我会遭到同样的待遇，又感到从前对我关心太少，像亏欠我很多似的，丈夫的生日聚会在大家悲愤压抑的气氛中散宴。我不禁想到一次又一次的被抓，为什么都在至亲的人过生日时发生？也许是要让他们知道有多少像我一样的炼功的好人被关押吧。镇压法轮功以后，这是婆家娘家和孩子们泪水最多的一天，可是又是谁让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得安宁？
挑拨离间难奏效
在狱中，我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文革时的经历如同梦幻一般又回到了眼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父亲早年被诬陷而入狱的命运，竟无情地落到自己的身上。
在中国大陆每抓到一个印真象资料的，都要受严刑审讯。先是让你交代清楚：同伙是谁？制作人是谁？都与谁联系？一旦说出来，就会开始大规模的抓捕行动。然后在判刑劳教之后，继续无休止而可怕的转化，要你放弃深信不疑的理念。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把一个人的意志瓦解，直到精神崩溃为止。
在关押期间，办案单位几次轮番提审我，对我严刑逼供，我拒不交待也不配合，他们就利用犯人对我施加酷刑，一时令我身上伤痕累累。但我绝不屈服、绝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用尽了招儿，商取物证材料，想给我加上一个罪名，好加以判刑。他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進行调查，却一无所获。他们想从我身上找一个缺口，趁机抓捕更多的大法弟子。然而四个月过去了，他们依旧无可奈何，没办法定案。
他们找来一个抢哈尔滨农业银行的女强盗，和一个贩毒吸毒的女犯人来看管我。管教用食品和香烟做奖赏，让她们每天汇报我的情况。他们经常把我带到一个有监控器的房间里，暗中偷拍录影。
一天，公安又来提审我。他们把卷宗往桌子上一放，共有四、五大本，足有一尺那么厚。他恶狠狠的说：“你不交代别人也已经说了，不承认也得承认。你不说也都已经成了事实。”他们经常挑拨离间。大法弟子没有交代，就用欺诈的手段。我对他们的恐吓毫无所动。因为保护同修是我的责任，问我什么一概都不知道，我谁也不认识。他们说我干了什么事，印了多少份传单，和谁一起干的……，这些事情让别人说不如由自己描述，这样可以为自己减罪。他们还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听着都觉得好笑。他们逼近我：“你再不说我们就把人证带上来，人证物证铁证如山，判你十年八年，看你还老实不老实。”我说：“你带上来吧，我谁也不认识。”只要我说认识，他们就会被连累、被判劳教，所以我宁死也说不认识。这些人开始狡辩：“就你们这号的，还修真善忍，连真话也不敢说。别装蒜了，谁不知道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制作的传单里的内容，是最真实的话。我说了真话被通缉、被抓，今天你让我出卖良心，我不能做对不起天良的事。你们不也瞧不起那些背叛大法和师父的人吗？你让我说的目地不就是向上级汇报吗？告诉你们领导：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最后说：“今天看你绝食，犯人怎么对待你的，你是清楚的，今天先不动你，你会知道我们要怎么对付你。”我说：“我也不过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我只想把法轮功受迫害的真象告诉大家，已经因此而流离失所，你们为什么还要对我下手？”
在抓到我之前，大法弟子们被严刑逼供，所受的苦更大！警察指使“包夹”人员辱骂、毒打、以“吊飞机”的酷刑進行逼供。这些受“六一○”指使的邪恶之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谤师、谤法、抢经文，我在被关入的号子里面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让学员指认，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过目。不管怎么样，我不会怨恨任何供出我的人。
动用百万捏造假案
三个月来他们不停地提审我，我拒不交代。我没有犯任何罪行，更没有里通外国。我的二十万美金是母亲在国外汇来的，里通外国完全是造谣，没有任何证据。我被抓几个月后，有些居心叵测的恶人拼凑假证据。我和不修炼的哥哥都遭到一位恶人的举报，说我们与国外法轮功勾结，携带几十万美金，参与中国的法轮功活动。其实真正的目的是给法轮功造谣，我根本不认识这个恶人。举报直接到了北京公安部，震惊了黑龙江省和“六一○”，被公安部列为中国法轮功第二大要案，由公安部长刘京主抓。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公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我们全家上下彻查到底。我们全家人都是守法公民，与国外的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而我在中国制作真象的材料用的全部是我个人积蓄的资金，与国外根本沾不上边。我也不认识任何国外同修。在腐败和利益的刺激下，中国的公安部门就这样耗费老百姓的血汗钱坑害无辜。他们放着杀人放火的要案不管，却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百姓大肆迫害！
我在国外的家属，告诉我特务跟踪他们好几个月，连扔掉的垃圾都被捡起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地方。家人只要一回国就立即监控、全程跟踪，监视所有的一举一动。亲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只有找到当地公安部门气愤的质问：“为什么对我们无法无天的刁难至此？简直欺人太甚！”
半年来，我的亲属们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对他们的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生意上也遭受很大的损失。我的亲属在全国被监控的电话就有四十多部。调查進行了五个多月，国外我的母亲也惨受池鱼之殃。七十四岁的母亲被迫多次与国内公安交涉，好澄清事实。母亲前后寄给我们的二十万美元全部来路明白、一清二楚，与国外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与什么“里通外国”根本沾不上边。六个多月后，证实此案纯属造谣陷害。公安人员气呼呼的指着我说：“光是调查你一个人，就消耗了将近一百多万元，公安人员的腿都跑断了。”这些钱在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帐上是有据可查的。参与调查的公安警察忙了半天，全都惨叫“我们上当了”。
强行灌食，生命危在旦夕
第三次被捕时，我被关押在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他们不让我会见任何律师，没有正式审判、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和逮捕理由。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被野蛮地剥夺了。
这次被抓進来以后，我拒绝吃饭。当天晚上就要给我灌食，所长王树生，特意進来看了看说：“你前两次進来没有绝食，这次犯了什么毛病，看我怎么收拾你，把她带出来！”我走一步，他们就骂一步。他们要我低头背手，我像没听见一样，因为我不是犯人。到了一个房间，有一块绑人的木板，周围站满了犯人，医生孙大刚仗着姑姑是管看守所的处长耀武扬威，手里拿着灌食工具对我说：“吃不吃？不吃就灌。”我看着他们那副架势，平静的说道：“你们的行为与法西斯有什么区别？”孙大刚看着我说：“你是什么学历、做什么工作的？”我看他那样子是想要知道我的底细再对我下手，我说：“我的学历并不高，镇压法轮功后，我多次被抓捕，工作已经没了。我们这些受害者，各行各业都有，有农民、工人、学生干部、科学家、还有警察呢。”孙大刚端详了我一会儿之后说：“你先回去考虑考虑，这些准备你都看到了，两天以后再灌你。”这分明是在恐吓我。
我每天的食物只有半碗粥，如同喂猪一样粗糙的食物，碗底全是沙子，也不让人上厕所。我坚持要炼功，他们就交相打骂，数次将我的脖子扼紧，使我窒息昏迷过去。我坚信自己没犯任何罪行，不应该被关在这个人间地狱。我决定绝食抗议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并要求无罪释放。
他们为了继续关押我，对我進行强迫灌食。对于绝食抗议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采取灌食这种极不人道的野蛮手段。看守所的医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将橡胶管或者塑胶管强行通过被灌食者的鼻子或者口腔，插入他们的喉咙。我在看守所被强行灌食时，他们将管子插入我的喉咙，经常插破气管或者肺脏，甚至胃。我几近窒息并开始呕吐，鲜血从口腔鼻孔里涌出，唾液及被灌進的东西也一并呕出，有时一天被灌好几次，身心遭受极大的痛苦与伤害。
我一直都很清楚，只要写一封揭批法轮功、保证不再炼功的信，就会立即被释放。在如此酷刑的折磨下，的确有人承受不住，背弃了自己原先神圣的信仰。这场毫无人性的迫害最根本的目地，就是要毁掉法轮功修炼者对“真善忍”的信仰，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摧毁大法弟子的正信。而这场灾祸不仅仅殃及法轮功学员，全社会的正义良知都不得不在选择真理和屈服邪恶之间，作出残酷的决定。当一个人在独裁者的淫威下背弃自己的信仰时，所失去的东西比性命还更宝贵。
第一次被强行灌食，是在二○○一年七月十八日。每次灌食时，由十几个人将我按在木板上，绑住手脚，防止我看到他们的面孔和带血的器械。他们把我从头到脚盖上一块白布，然后强行撬开我的嘴，用撑马口用的钢撑子来撑住我的嘴，用钢钳撬我的牙，将两米多长的粗胶管插入我的口腔，再進入胃中，進行野蛮灌食。我满口都是鲜血，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一个看守恶狠狠的说：“就是要把你插死，谁叫你顽固！”灌進去的东西如同猪食，有时灌的是浓盐水，将我的肠胃烧灼得很厉害。我呕吐不止，灌進去多少就吐出来多少，反反覆覆，有几次粥食呛入我的气管，呛喷出来的血和胃液，黏到十几个人的身上。他们经常给我灌两大碗玉米面粥，再给我用胶管强力压迫胃部，用力掐我，使我几乎窒息。每次我都挣扎着往外拔管子，一有力气就坚持说“法轮大法好”，警察害怕被人听见，就命令犯人用拖地的布堵住我的嘴。管教左X、田XX、刘X与犯人一起不停的辱骂大法，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因为场面非常残忍，恐怕有人听见，每次灌完，就急速把我送入单独的一个号子。号子里有个狭窄的铁门，打开以后往地上一扔。我满身是伤，躺在地上骨头都像要裂开一样。我的口腔、食道破裂，连呼吸都疼痛，在极度的痛苦中昏迷过去。
每次强行灌食都像上刑场一样。门前一个狱头在那指挥，如果谁不动手，他就上前打骂。有一个犯人经过我多次跟她讲真象以后，她不再动手打我了，在灌食中实在看不下去，眼泪流了出来。狱头就上来踹她一脚，说：“你心眼挺好啊。再不动手，我给你加刑！”他们把我拖走以后，这个人求哀我说：“你就吃饭吧，你要不吃饭，总这么折磨你，我要不打你，他们就会打我。”
有一次，他们又开始折磨我，十几个人一拥而上把我按在木板上，用马撑子插入口中，下管到我的胃里，我一下子就被憋得窒息过去。他们再拔出来，上面都带血，过后犯人跟我说：“拔出带血的管子之后，很多犯人都惊叫‘哎呀妈呀！’我们全闭上眼睛，都不敢瞅你。”他们虽然蒙上了我的眼睛，但从他们的声音就能听出来，当时的场面有多么血腥。
有一天，我被灌完食抬到监号，躺在地上昏迷过去。有个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趴在我身上喊着我的名字，盼我醒过来。她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万家惨案发生后，她的女儿也被劳教。当时窗外下起倾盆大雨，天昏地暗如末日之势。只听到管教和犯人说：“天看见你受罪都流泪了，下雨下个没完。你快醒醒吧。”我在模糊中听到这些话，心底默喊着：“师父，我要站起来，我不能倒下。”我当时没有换洗衣服，夏天就穿着单衣，每次被抬回来，衣服都是一摊摊的血和着黏糊糊的东西。里面的犯人就把自己的衣服给我换上，帮我洗好衣服，还对我说：“看你多平静啊，你真是一个好人啊，如果我们都像你一样就好了！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们出去以后，还能找到你吗？”我被看守所释放的时候，认识的犯人们都向我招手，希望以后能再见面。
每天他们强行推开牢里的铁门，帮凶的犯人就一拥而上的强行抓住我，像绑架一样似的，捉着我的胳膊和腿，猛力往外拖。我两只手死死抓着监号的围栏、铁丝网不放，他们就上来抠我的手指头，把我的手都抠出血来。我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听了全慌了，因为邪恶就害怕听到这句话。着急之下，他们就用挂在墙上擦地的抹布来堵我的嘴。还有好几个人上来打我、掐住我的脖子，拽住我的胳膊与腿，不让我挣扎。
医生以救我为由强行灌食，我一有机会就对他们说：“你要有你做人的尊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像你这样方式抢救人的，你插管子的时候你的手不颤抖吗？如果我是你的一个亲人，你的姐妹，你还下得了手吗？你这样做要问问你的良心，你有没有医德？我是中国人，你也是中国人，江xx在利用你们做整人的工具，就是文革的时候也没有像你们这样啊！”医生听了我的忠告后，第二天就不再给我灌食，他说我不再给这个法轮功学员灌食了。无奈之下狱头只好换医生，一共换了五个人。每次灌完后，我就起来要求和他们说话，用我最真诚的心去打动他们，希望他们不要这样迫害我。
第二天换了新医生，所长又带领一帮人来，把我抬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把我的头、手、脚都按住，想给我灌食。我不张口，新来的医生就叫人拿嵌子来。好不容易扒开嘴后，再撬我的牙。发现撬不开，就让犯人捏住我的腮帮两边，想拉开嘴。可是一再换人也没打开我的嘴来。我忍着巨痛、咬紧牙根。十几个犯人掐我的腿、按我的头，我的脸都拉扯得变形了。他们七手八脚的，有的掐鼻子、有的捏嘴、有的蒙住我的脸，最后才得逞。恶医撬开我的牙齿，一边灌食一边说：“我这是抢救你、是救你呢，我要不救，你就得死了。”他们用插管往我的胃里插，一边插还一边说：“我插你，把你的胃撑大。”灌了一碗不够，要灌两碗。他们站在两米高的位置灌，因为站的越高，压力越大，灌的速度越快，越不容易倒呕出来。灌完后，我呕吐出的东西都带血，手脚冰凉，脸像火烧。这次灌食后，我有好几天开不了口，整个脸又青又肿。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停止对我的灌食。每灌進去一次，我就往外呛，因为口腔都堵塞了，食物就往外喷，喷得到处都是，喷到犯人和管教的身上，他们就更疯狂了，像疯狗一样的打我，将我的身子扳过来，围上来猛捶，痛得我差点晕了过去。有一次我坐起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打我了，今天我要跟你们说几句话。”我说：“你是一个医生，你是在救人吗？如果你的患者受到了冤屈，他身体非常不舒服，不能吃饭了，你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抢救他吗？你是一个医生，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一个患者，你们还有没有人性？”医生也知道自己理屈，讪讪的说：“这是上级领导要我们这样做的。我们也不愿意做这些事呀。”我说：“你不愿意就不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受他们指使呢？你连自己都不能管自己了，这不是把自己的命都交给别人了吗？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理呀。”
有的时候他们无话可说，就反问我：“你们师父怎么不回国，到国外去了？”我说：“如果用我们师父的生命，能够去掉当权小人的妒忌心理、能够去掉你们对一亿个好人的惧怕，师父马上就回来。”有的人听了以后说：“行，了不起！”有人却哈哈大笑的说：“你说得倒挺顺口，那又怎么样？你不是在这里活遭罪吗？”
二○○一年十月十九日，我开始第二次绝食抗议他们对我无理由的非法关押。这一次所有的犯人都没有向管教汇报这个消息。因为他们知道对我强行灌食，让我遭受这样痛苦的折磨，会犯下很重的罪孽，所以不敢汇报。结果我连续十三天滴水不進，恶人也没看见我到底有没有吃饭。最后我衰弱得不能站立，奄奄一息的躺在潮湿的地上。我知道我不会死的，我要坚持下去。最后我连呼吸都很费劲。拘留所所长王树生多次向上级汇报，要求处理我的案件，表面是在为我着急，甚至出差到北京也不断往看守所里打电话，“关心”我的情况如何，实际是害怕我死在那里。他们也知道法轮功早晚要被平反，怕传出风声以后要担负往后的责任，要遭受报应。在我绝食抗议的第七天，他指着我说：“你们法轮功的全在这里老老实实的干活，就你长了一张嘴却不吃饭。”更阴险的是，看守所写了一纸罪状，诬陷我在牢里鼓吹法轮功绝食、攻击国家主席江xx、反对共产党，建议对我非法判刑。
他们最后一次提审我的时候，偷偷的在提审室里安上监控器，观察家属来看我的情形。我用暗语写信给家属，揭露看守所的罪行。结果家属刚一出门就被搜身。我时刻处于严密监控之下，还安插一位特务在我身边，假意的对我特别好，连我去洗澡，她都跟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