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传》系列四:中华民族文学兴盛于神道―衰灭于邪灵―复兴于大法(下)

天馨


【正见网2005年03月24日】

“艺术的路总是从它的初期到高峰再到回落,人类的所有文化也是这样一种走向。过去宇宙特性中的成、住、坏、灭,人类的一切都在其中,所以一到人类道德不行了时,什么都不行了就要重新来了,对人类来讲就是劫难,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再走到顶峰再回落,周而复始。” (《在美术创作研究会上讲法》)

中华民族文学衰灭于共产邪灵

共产党在人类文学当中是个异类

2004年11月19日到12月4日,海外著名媒体大纪元网站连续发表了9篇社论,名为《九评共产党》,这一系列社论对为祸人间的共产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举世罕见。九评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政55年以来对中国人民,甚至邻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九评推出后,在全球中文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甚至在严密封锁互联网的中国大陆,九评也引起了很大反响。退出共产党,一时之间成为热潮。 到2005年3月20日,退党(团)数字已突破40万。

退出共产党,也包含着在文学中清除共产党的流毒。实际上,共产党在人类文学中也是无处藏身的,完完全全是个异类。

在世界古代文学中,东方以中国为代表,自古以来,文学常有讲究文章的气势、情志、文采的,诸如“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诗言志”、“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之类,但气势、情志、文采如果失去了道德基础,便会步入人所不齿的歧途。从古到今中华民族文学总的声音只有一个:文学的根本在于载道立德。所以,老子认为:包括文学在内的万物源于“先天地生,为天下母”的道;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刘勰《文心雕龙》:“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韩愈:文以志道;柳宗元:文以明道;朱熹:文从道出;史诗歌师:文以颂神。中国的“道”字,可以是有形的神道,也可以是无形的天道、地道、人道。逆天则无中华民族文学,叛道则无中华民族文学,渎神则无中华民族文学。古人想象不到,会有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东西侧身九州,附着在中华民族文学之上作威作福。

在西方,文学的根本也是载道,要么是神道,要么是人道。古希腊、古罗马、希伯来基督文化作为西方文学的源头活水,文学是对神、上帝的歌颂,创造来源于“灵感”或 “神的声音”,作品品格应该“崇高”,作用在于“净化”。绵绵圣露天上来,滋润出一代又一代光辉的作家:荷马、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贺拉斯、圣奥古斯丁、但丁、班扬、弥尔顿、歌德、夏多勃里昂…… ;自文艺复兴来,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的人道主义精神,与西方神道相交织,成为西方文学又一道光源。布瓦洛、卢梭、伏尔泰、雪莱、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等等,在人道主义的照耀下,他们捍卫真理,烛照现实,反对独裁,抨击黑暗。总而言之,外国文学,或则翱翔于神道,或则驰骋于人道。翱翔于神道,必不愿看汉唐之人受制于邪灵 ;驰骋于人道,必不忍见屈原李白的子孙喑哑于暴政。

上个世界末,本世纪初,在两大共产国家的当代文学中,苏联方面1988年,苏联权威文学刊物《文学评论》分三期连续发表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文中表达了高尔基早年对苏维埃政权的暴力、杀戮的极度反感,对苏维埃政权毫无顾忌摧残科学、文化的极度痛心,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下面是高尔基发表于1917、1918年《新生活报》的《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片段:

“(共产)革命把全国理性的民主力量、精神方面的力量抛到一边。我们看到,在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中经常出现贪污者、投机分子、骗子、而善于工作的正派人,为免于饿死,却在街头卖报、当壮工,加入失业者的行列。这是一场噩梦,纯粹是俄国式的荒谬绝伦,说它是胡闹也不为过。”

“现在必须把科学、艺术创造者的最高成就,带進野蛮得离奇的当代生活中去……。把人放在猪圈里,而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的。”

“我惊奇的看到,作为无产阶级能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如此冷淡和漠不关心地对待音乐家、艺术家、戏剧演员以及其他无产阶级十分需要的人才,竟把他们送上前线,送上屠宰场,这是在衰竭国家的心脏……这究竟为了什么?”

“公民们!文化在危险中!”

中国方面,共产本性大暴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绿原、牛汉、郭小川、穆旦等老一代诗人与郭路生、北岛、顾城、舒婷等年轻诗人,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诗歌,他们用曲笔和一系列意象揭穿文革惨剧,把文革中的中共比作“炸雷”、“飓风”、“野兽”、“虚假的春天”、“血一般的晚霞”,其中顾城的短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是用笼罩“一代人”的“黑夜”来喻指中共,几乎家喻户晓。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刘心武、卢新华等人即用“伤痕小说”, 茹志鹃、古华、王蒙等用“反思小说”,代表被欺骗的年轻一代对文革提出控诉, 要求反思。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三、四年间,钱钟书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题为《诗可以怨》的演讲,文末一段话意味深长──中共才是导致“怨诗”的祸根,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巴金更是用42万字的《随想录》,结合自己个人深刻的认识与痛苦的经历,代表阅历丰富的老一代中国人,一针见血的揭露出一个把中国人变成兽的“大封建” ── 中国共产党。

……

進入新世纪,于1940年在中国赣州出生的高行健, 200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曾在中国大陆长期写作,用话剧《绝对信号》反映过文革罪恶,而获奖时, 高行健已经加入了法国籍,属法国人。中国人不免要问,中共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没有中共,高行健会对法国籍感兴趣吗?

2004年,一个在中国大陆长期写作的作家袁红冰,流亡澳大利亚,出版四部巨著,引起强烈反响,舆论认为仿佛是司马迁、李白、苏轼再现。据说中共的宣传部长,舆论打手李长春看了袁红冰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后,叹息中共的文人为什么写不出这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来。可是,袁红冰用最美的汉语写就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告诉人们一个真理:今天的中国人,要中国就不能要中共。

有一样东西, 中国文学不要它,外国文学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它在人类当中是个异类。

有一样东西,古代文学不要它,当代文学不要它,它的名字叫共产党,它在历史当中是个异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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