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6年04月03日】
志于道 据于德 依于仁 游于艺----孔子 《论语》
文革时，原应在父母亲荫庇养育下的学龄青少年被强迫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美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家落户”，没有得到户籍安排，不得迁回城市。私自回城市的，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粮簿”，吃什么呢？当时偷偷回城市的，有些没有亲人接济，做了流氓，甚至打家劫舍。严重时，每日黄昏，有什么风吹草动，说“知青”偷袭，家家打起铜盆，互相通报，小孩无聊，当为饭后娱乐。笔者暗替素未谋面的“知青”着紧，同时又被打铜盆的乱响声吓得心里慌张。
二姐没有参加红卫兵队伍“造反”或“串连”，但还是要按“正常安排”，插队到广东清远，参加劳动和向贫下中农学习。她因身体孱弱，营养不良还要劳动，严重贫血病倒了，申请回穗。她说：你们香港回来的说蕃薯好吃，乡下的孩子吃蕃薯饭时，都是赶紧用筷子挑拣仅有的饭粒先吃完，才吃蕃薯。没有肉，没有“油花”，原来吃蕃薯作主食是那样难受的。而农家无端添养一个至数个青少年，在匮乏时期，可想粮食负担有多沉重。
读了《九评xx党》〔九评之三〕，才知道原来那段日子很多青少年的命运是如此：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
共产专制国家，苛刻的户籍管制剥夺了人民迁徙的自由，旅游更是在限制之列。到60年代末期，大陆居民可以到“派出所”申请前往其居住省份某些规定地点旅游。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香港人可到各省旅游，但要逐站申请，即在前一站申请下一站，得到批准才起行到下一地点。大江南北、丝绸之路到东北三省，走了一回，总算还了凭吊古迹、发思古之幽情的宿愿。90年代初，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宏伟基建。可是笔者于1995年重游首都，看到没有住上高楼大厦的人，还是在旧区狭窄房舍外街头洗菜和给小孩洗澡。“先富起来的”数量还是那么少。
名胜古迹文物算是祖宗留给后人的产业，除了让国民认识自己祖先源远流长的历史外，也可以倚靠来发展历史观光旅游。可惜大部分“江山胜迹”毁坏残缺，很多在文革时期，被无知的红卫兵在中央安排下给砸烂，被政府有系统的长时期大面积的破坏，书画真迹焚毁、石窟中没有脸孔的佛像等等，惨不忍闻不忍睹。请参看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而大部分文革之后修葺的石窟佛雕、或重新兴建的庙宇、园林和亭台楼阁，都是粗糙不堪，无风格神韵，匠气十足的重建或抄袭。在改革开放之后，更以收门票为目的，多数会让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中国古迹文物被毁，这是可见物质的一方面，而不可眼见的传统文化精髓精神被摧残，更令人悲痛捶胸。
传统文化对国人道德的孕育
香港人带有很重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甚至享乐主义，但毕竟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思想在人心内，还是维持了作用，乐天知命、道德自律性还是很强。
“人都知道尊长爱幼好，目无师长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为大学和小学。十五岁前的小学教育，所学的内容就是洒扫、进退、应对的小节（就是卫生、举止、言谈等方面的教养）。之后的大学教育则侧重在尊德性、道问学之类。而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运动中，中共把这些道德规范从青少年的头脑中彻底剔除。”〔《九评》之四〕
小时候要抹台椅，尽心尽意的用抹布往酸枝椅繁复的通花眼里钻，要用铜膏擦亮铜牙签筒子。长大一点时要扫地、洗碗筷。入学前先学写英文字母，入学后假期天天练书法。客人来访，必斟茶敬茶，保持安静，不碍着大人谈话，不插嘴；大人不在，暂代招呼客人，有问要有答。外祖母不允许小孩说不吉利的话，也不准说骂人的话。
在广州生活时，最不习惯的是每天听到的粗言秽语，不仅大人说，小孩也说。在香港，笔者的生活环境中，只偶尔听到某一些人在心情烦躁发脾气时说粗话或作为助语词来发泄，可是在穗，粗话竟然成为不少人平日谈话语句结构的一部分。在街上不只听到有人吵嘴，还不时看到有人为了一些小事弩张剑拔呢。
近二十年来，认识不少大陆长大的年青人，他们出生或年幼时，横扫大陆的整人政治运动已过，或接近尾声，没有直接受害，基本没有吃过上一代吃的苦头，被看为是“幸福”的一代，生活总算像个人了吧。其中更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丰衣足食，不是在国内享受“超英赶美”，而是人到欧美各国留学、公干、移民。可是在中共历次破坏性运动后，传统文化被蹂躏，中国元气大伤，已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洗泯了，鲜有真正知道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虽然不少人勤奋有嘉，做事勇往直前，可是若欠仁义礼智信，这样的勇，只可称为悍了吧？做生意的如是，打工的如是。不少人说真话与说谎言是没有界线的，他们不是说谎说得炉火纯青了，也不是有意识犯的过，而是大陆的人民精神境界已被“植入了”共党邪气，无人能幸免！其中也有些是不说谎的，但接受说谎的恶习和谎言为生活的一部分，不以为然。大家不要慨叹：“唉！这一代！”其实细想，他们都是受害者。有家庭教养的可能会好些，若父母也已被污染的，真的不堪设想了。这些人当中，幸好尚有觉醒的，他们跟笔者聊天，也慨叹大陆人心不古，他们自己也想回归中国传统的人文思想文化，怀著“拔尖、整人、向钱看”这样的心态过生活也实在太累了。
再看，年长一代的，受尽磨难创伤，若不是象惊弓之鸟，便是与中共同流合污；年少一代，更是生在险中不知危。
笔者以及母亲外祖母这几代的香港人，都阅读，不仅看报，也读名著，至少会吟诗诵词，读四大名著吧。
记得外祖母事无大小，都会查看“通胜”，小至哪天洗头，大至搬家嫁娶。这部册子，简单说是富于香港特色的精神寄托和生活指南，内有做人道理、节气时令、阳历农历对照表、每日“宜””“忌”、英文日常用语的粤音音译等，饶有趣味。一年更换一本，在书局有售。
看似“迷信”，其实反映老实中国人对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崇敬心。外祖母也读过书，不是文盲，但“查”通胜有若现今的“终生学习”，不但吸收过往未懂的知识，更不断上道德课，积德为善，感恩惜福。
每年地区做“神功戏”，都会有粤剧团被邀请，在球场上临时搭建的竹戏棚内演出十来天，有日场、夜场。跟外祖母入场“看大戏”，小孩是不用买票的。没有字幕，曲词对白听得多少是多少，主要浸沉在热闹气氛中，大锣大鼓，吹奏拉弦，落幕休息过场时，叫卖小吃的继续着“唱念”！在市民大众朴实无华的年代，观众自然着迷于“大老倌”金光闪耀美轮美奂的戏服头饰。唱念做打，唱念内容不一定听明白，不过曲调一定是好听的，小孩主要看“做”的美妙举手投足明眸善睐，看“打”的“功架”。
记得在家里顽皮时，外祖母便说，“打北派”吗？全部“打”的，一般都被香港人称为“北派”(“派”读作粤音的高平声) 。有时孩子把家里搞得乱作一团，大人会带戏谑揶揄口吻责备：“‘六国大封相’吗？”其为一著名剧目，被借喻春秋战国之乱。因为外祖母不许小孩说骂人的话，都不晓说，在外听到骂人的话，只觉不解，而当自己被惹气恼时只会嚷：“可怒也！”，是一句粤剧中用“官话”不用粤语的拉腔的“念”。“官话”不是国语，自有一套发音系统，饶有兴味。
记得午饭后，好像很多行业都有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模样儿。在电视没有普及的年代，市民都听收音机，经常有播粤曲，有不少曲目是大众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当时人人都讲正气义气骨气。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着‘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内涵，末节是娱乐作用，中共以恢复文化表面的娱乐功能来掩盖破坏道德内涵的实质。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画古玩展览，举办多少舞龙舞狮的文化节、食品节，修建了多少画栋飞檐的建筑，都仅仅在恢复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时也利用这一点增加海内外对中共的文化认同，实质上还是以维护其统治为第一要务的。”
以上均节录自〔九评之六〕
“批林批孔”
文革中后期，1973、74年推出了“批林批孔”。
那年代，笔者在广州只见“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不象香港有多份中外报纸杂志书刊。每天的报纸，都是密密麻麻的字，看不懂内容，好像天天差不多的口号式的宣传，也没有几个大人认真读报。不象香港的报纸，有新闻、副刊和小孩一定抢着先睹为快的漫画。电台也整天是那位男音或女音，干燥无抑扬顿挫的报告什么，没有娱乐节目。报纸没有头条新闻，没有国际本地新闻，没有副刊，没有让读者每天追读的中篇小说长篇故事。
党的宣传报纸很少登相片，也没有电视，但不知怎的，很多家庭都有一张相片，毛主席微侧挥手，他的旁边站着──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写入党章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的副主席林彪。林彪的响亮口号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还嫌不够，又加上，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后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据说印数超过《圣经》的《毛主席语录》也是林彪在此时的推动设计。这样讨好毛泽东的人最后还是难逃一劫呢。开始“批林批孔”的时候，他已作古两年，中共报导他于1971年9月13日出逃，飞机坠落，机毁人亡。
而“孔子”，当时大陆的少年小孩都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在香港长大的人，小孩入学前用字帖“习字”时，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已略知孔夫子是谁；小学在教科书读他的故事；中学中国历史科和中国文学科，读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对儒家和万世师表都有不浅的认识。
只记得当时大陆比较年青的一代很多人不知晓孔子是谁，跟着大伙儿批林批孔。批林，没问题，只是跟以往听命打倒谁谁差不多。说到批孔，实在可怕。例如，笔者记得，当时宣传称：“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错的，你不想要的东西，对别人可能有用呢，为甚么不给别人，所以要说‘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其实孔子原意指自己不愿意别人对自己不好，自己也不要那样待人。就如耶稣说的：爱人如己。可悲的是，中共宣传中这种脱离正常的理解，扭曲的歪理，竟然被很多不明所以的人受落。中国的传统道德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被破坏殆尽。
这政治运动在全国媒体、学术界、生活各层面展开，所谓材料或内部资料，传播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不计其数。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 学校秩序混乱，学生旷课、打架斗殴、破坏公物。
“批林批孔”，是由毛批准拍板，为的是什么呢？
把林彪与孔子放在一起批，逻辑是牵强的。表面原因是林有“尊孔反法”、“克己复礼”之嫌，为了防止“复辟倒退”，打压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在林彪毛家湾住宅找到孔子语录，顺便把孔子一起批。这次运动中，加了很多耸人听闻的政治罪状给孔子。另一个可能是，毛多年前已潜伏置孔子学说于死地的意欲。早在1939年，毛用变异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去解拆孔子学说的人常道德纲纪。这是不对的。他的目的是铲除传统的文化架构和内涵，把中国人推向无道无德不受心法约束的非人类，让其独裁管辖得逞。
“中国的汉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从字形、字音到由此组成的成语、典故都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共除了简化汉字之外，还曾经推行过拼音化方案，希望从活的语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传统，后来因实在无法实施才作罢。而同样传承了传统文化的知识份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九评之六〕
说到简体字的“造字理论根据”，以及其将汉字原意破坏和“荒谬化”，笔者可要另为文剖析之，暂按。现在说说为甚么中共不放过知识分子呢？
“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九评之六〕
早在1951年，中共从北大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毛泽东亲自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知识分子尚未被大规模的划成另类。到1957年，中共终于开始尽全力对付知识份子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右斗争”。
很多人都有读过章诒和的《最后的贵族》，是经过补充修改的繁体版，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原名《往事并不如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删节出版。
章诒和是被冠以“大右派”的章伯钧的女儿。于自序中，她说：“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
以下节录自〔九评之六〕：
“历史过去多年之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只不过是在知识份子对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况下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的，其实并非如此。
……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后之后，这些知识份子‘应邀’发表的言论。
这些知识份子随后当然都成了‘右派’，这样的‘右派’全国有55万之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精神，‘士可杀不可辱’，而中共却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给你饭票，连家人都会受到株连。于是很多知识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份子出于自保的目的而揭发他人，也伤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就被杀鸡儆猴，见了阎王。
作为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这样消失了。
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份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其实，他何止坑了儒，更严重的是摧毁了他们的信仰和心灵。”
反右是恐怖主义的“群体灭绝”，灭掉了知识分子。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
自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九评之三〕
“而知识是由‘知’和‘识’两部份构成。‘知’指信息、资料、对传统文化及时事的了解；‘识’指对所知的东西进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创造，即产生精神的过程。有知无识是书呆子，而不是真正被称为是社会良心的知识份子。这就是为甚么中国历来崇尚‘有识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中国知识份子有知无识者、有知不敢识者比比皆是。”〔九评之三〕
传统社会道德楷模的“士”阶层就此被灭绝了，但中共对思想的操控从未放松过。试举一个近例，2005年10月17日当代文学家巴金逝世，且不谈中共当权者一直利用他的“说真话”，来制造迷惑人的假象：你们看，中共是支持说真话的，谁说中共用谎言作暴力的润滑剂？也姑勿论巴金在文革时的表现以及近年再有没有说真话的机会。据报导，巴金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在他逝世后，主席接任人选的角力引起一轮猜测。原因何在？一般非共产国家，专业人员协会都是民间自主组织，哪会有政府插手的？是谁掌控有六千多名作家会员的机构的路向与具体事务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金炳华。这党组书记的存在跟政府官员之上凌驾一名党委，作用一样。中共对思想的操控，已到无所不在的地步，可惜很多人还意识不到。
灭绝知识分子，压制有识之士，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最狠的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