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8年10月20日】
伤逝
（一）
二哥被总后二O一部队所属某文工团要走了。二哥完全遗传了母亲的艺术天赋，从小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上高中二年级时，他就要报考音乐学院。因父母一贯重视基础学业，便拦下了这件事，希望他读完高中再考。没想到高三将要毕业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大学从此停招。父母和二哥懊悔不迭却无可奈何。
暂短的失落之后，他便和一帮才华横溢的同学成立了当地影响最大的“毛思想文艺宣传队”，他懂乐器，作词曲，特别是一支竹笛吹奏得远近闻名。凭这些他被文工团选中。二哥本人同意前往。父母深知那不是他的理想选择，但是求学无门，别无它途，好在是军队系统，人家不嫌弃我们出身不好就感恩了，父母最终点头同意。
二哥走后，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整个这一代青年，他们稚嫩的手不得已放下笔杆，抓起锄杆，单薄的脊背被迫地背起了一个时代的错误甚至整个民族的不良积重。姐姐、三兄和妹妹不能幸免地先后被这股“革命”红潮卷走，相继下乡插队。这时我从母亲和姥姥的脸上已读出了掩饰不住的凄楚。作为母亲，她的三个儿子和大女儿就这样一个比一个学浅，一个比一个年幼的离开了她们，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妹妹，空荡、寂寥。没多久，我读书走了，相继的妹妹也插队当知青离开了家。
这时，文化大革命依旧如火如荼，“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扫把再一次扫到了家族中。母亲的弟弟，姥姥唯一的儿子，在黑龙江某铁路当党委书记，他象父亲一样早早的被做为“走资派”罢官揪斗。后来，舅舅解放前的家史被查出来，早已故去的姥爷的身份，舅姥爷的历史问题等等无一遗漏地被挖地三尺，张榜告示：被“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穷追猛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是铁路战线的“阶级斗争的重大胜利” 云云。舅舅因此而罪名累累，進一步被专政，继续内查外调。
消息传来，母亲和姥姥超意外的镇静，或许在父亲身上，或许经年的政治清洗，她们大概早就预料到宋氏家族的过去迟早会被翻出来，象过筛子一样，被筛个一清二楚。
姥姥每年都要去黑龙江看舅舅和舅妈一家人，这一年，姥姥依旧要去黑龙江，因为舅舅家已久无音讯，姥姥惦念不已。母亲深恐凶多吉少，况且姥姥已经72岁高龄，便全力阻止这次出行，姥姥却百般坚持，执意前往。母亲拗不过，最后只得同意。虽然姥姥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疾病，但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依旧放心不下。如果不是父亲挨斗，朝不保夕，我与妹妹尚小，母亲定会陪同前往。决不会让姥姥只身独行。
我到火车站送姥姥，在车站等车的时候，我发现商店里卖一种我从没见过的瓜，那翠绿的颜色十分诱人，姥姥爱吃瓜，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两毛钱买了一块送到姥姥手里，姥姥下意识地接过去，我知道姥姥已归心似箭。
姥姥走后音信杳无，母亲每日焦灼不安，翘首盼望，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消息，一个月，两个月，依旧人不归，信不来。母亲已料出事，正准备北上。
这天，姥姥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她衣衫破烂，一脸憔悴，瘦弱不堪，脖子上长着疮疥并已破溃、流着血水，她身无分文，两手空空。见到母亲一忍再忍刚要启齿，便抑制不住放声大哭。那情景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母亲见姥姥这般光景，已是泪流满面，姥姥断断续续地讲述，母亲默默地流泪。
姥姥一下火车就被造反派抓起来审问，他们说姥姥是给她儿子通风报信来的，说姥姥是地主婆，隐瞒了地主阶级家史；姥爷是军人和姥姥那位曾是国民党警察署长的亲弟弟也成为姥姥的重罪而被一再审问；我父亲是走资派被揪斗等等都成了姥姥的罪名。姥姥不但没有见到舅舅，反而身陷囹圄，一直被关押、审问、批斗。当姥姥连审带斗、带折磨，眼看快要耗尽精力和生命时，终于被“ 保皇派”那一边的人救出来，直接送上火车，才得以回到家中。
千辛万苦一趟北行却终未见到她朝思暮想的儿子，至于她在被审问揪斗时受的虐待、折磨甚至毒打，姥姥始终三缄其口，直到含恨逝去也终未吐半字留给身后人。
北回之后，姥姥一头扎在床上，便一病未起。母亲虽以最好的治疗手段、最好的药物、迅速治好了姥姥脖子上的疮疥，但精神上的重创刺激和肉体上的折磨以及对舅舅和舅舅一家的惦念，使父母无药可医。
舅爷再次落难后，迅速衰老，他拄着文明棍步履蹒跚的来守着姐姐，两个老人，滚滚泪水，相对无语。
一次，我陪姥姥说话时，姥姥说：“亦洁，你送我时买的那种瓜是什么瓜？”
我高兴得赶快追问：“那瓜好吃吗？”
姥姥说：“那瓜不但甜而且很清香，很好吃。”
我告诉姥姥说：“那瓜我也叫不上名字，过去从没见过，可能是南方進来的（后来知道是新疆哈密瓜）。”
我说：“等明年秋天再有时，我一定多多的买来给您，我现在就攒钱，再不买别的东西，都给您买瓜吃。”姥姥却哀伤地笑了笑。
我心里无比高兴，一心待来年给姥姥买瓜！
舅舅依然杳无音信，父母百般安慰姥姥。但姥姥的病却日见沉重，她心里明白，她经受的遭遇证明舅舅的处境险恶，而舅爷的处境、父亲的处境，这几份重负沉痛的压在她的心头。无尽地担忧、深深地思念、一幕又一幕地惊吓、折磨如梦魇一般不断地 向她袭来……
三个月之后，姥姥终未被救起，带着一生的沧桑和满腹的辛酸，撒手而去。想不到她老人家会被文革这股红潮吞噬而转瞬即逝，她终未等到来年吃瓜的时候便孤独的走了，留下了我永不能兑现的遗憾和海一样 深的恩情而无法回报！
呜呼哀哉――可怜的姥姥！……你走得太快了，不给我们任何人机会……
这是一九七O年的初冬，我年幼生命中一个最哀伤的季节。
（二）
我的母亲痛煞肺腑，精神深遭重创，我深深的理解了那句话：死者更是生者的不幸！我们兄妹六人天各一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深深的祭奠我们生命的深重依托的姥姥。
几年之后，人称为“孝子”的舅舅从监狱里一身伤残的被放出来，但是已近半残之人。他惊闻母亲去世和北行探子的遭遇，舅舅昼夜不语，把泪长天，恨不能时空倒转，追回以往，和他的母亲重聚首……
呜呼悲哉！――从此，舅舅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半生遗恨……
在这些哀伤的日子里，我初中毕业了。这一届毕业生在全国范围内试点，即四个面向：在考试和推荐相结合下选择当兵、就业、升学（中专）、下乡插队。我以全班最高票数和最好成绩列入11个推荐名额之中。那时全社会奉行“读书无用”，没有人爱读书，而我惟有选择读书，离开这座城市。
离开家的头几天，我痛感母亲已伤心到极点。姥姥的逝去给母亲留下难以平复的深痛。我竭力以我十五六岁的有限能力安慰母亲，淡化再淡化我的即将离开。我们都互相掩饰和努力的地调节那种悲凉，心里却在以小时计算那即将分离的时刻。
父亲状况依旧。我私下再三叮嘱只有十二三岁的妹妹，告诉她照顾父母。
那天早晨，天空中飘着清雪，时间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侯。我怕母亲看见我的眼泪，没走出房间我便带上了大口罩，母亲跟出门来，我的眼泪无声地流落、混着清雪渗入那层层棉线之中。我们早已说好免送。
我说：“妈，多保重！告诉我爸多保重！回去吧，我会常写信……”母亲掩饰不住的泪水滚滚而落……我突然感到我居然如此眷恋这个我曾诅咒的家庭和眷恋我的母亲还有曾经的姥姥。
人们说，“人生最悲不过生离死别。”母亲刚刚失去了姥姥，伤别离那大半生相依相伴的母女情缘，与我又再次经受死别之后的生离，而她已一个又一个地送走了我们兄妹五人，悲也同，哀也同；我也同样轮回在这生离死别 的循环之中，我失去了带大我的姥姥 ，别了十五年养育的祖孙情缘，我也再次经受死别之后与母亲的生离，情也同，哀也同。这生离死别的三代循环使我突然感到人生之痛苦，之悲凉，之残酷：逝去的生命唤不回来，家园虽好终有散呵！……
坐在火车上，手里攥着被泪水打湿的口罩，眼前满是姥姥、父母、兄妹的音容笑貌，我感情上无法接受这如同瞬间就结束了的一切。
透过车窗，看着身边疾速向后退去的树木、房屋和积雪覆盖的田野，听着列车咣当咣当的生冷的节奏，心中无比凄凉，难道这就是人生吗？！我再一次问……
我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家庭而一去未返。
我走后不久，我的舅爷终未逃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戴着被指控的满身罪名忧愤的离世。他们姐弟俩人就这样先后地走了。
父亲再次被打倒
两年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那所中专，参加了工作。又两年后，通过考试我再入大学读书。大学读了不到一年的时候，厄运再一次袭来，父亲再次被打倒。
已被“解放”出来工作的父亲，被牵涉邓小平教育路线回潮问题中，又一次被停职。黄帅事件曝光之后，父亲被指控，说他压制了早于黄帅的另一个黄帅的出现，说那个被压制的人比黄帅还典型，比黄帅还要反潮流。他们说，如果不是被压制被埋没，真正的英雄是这个人而不是黄帅。说父亲右倾，阶级路线不清，扼杀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颗新星，丢掉了原本属于XX省的光荣。
有一天，上边对父亲说：“你去农村吧，你去农村抓阶级斗争！”
就这样，父母被迫下放到农村，连城市户口都一并被解除。一夜之间他们成了农民。这时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左右凄凉。这个打击和这一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对他们的精神和身体伤害极大，特别是母亲，无休止的磨难，使她厌倦了一切。这时不同于文革初期，那时，是当权派的都挨整，而中国人的从众心理，使大家都感到彼此彼此，而具有承受能力。然而重新出来工作后，再次被打倒却再难承受。母亲被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冲击，早已身心惧损。姥姥被迫害后的突然辞世，使她长久的不能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而反回潮的再次落难，又一次极大的损坏了她的健康。
北方的农村一年有半年处于荒漠和寒冷中，西北风卷着残雪和枯枝败叶呼天号地地扫过旷野敲打着那间破败的土房，乡亲们却给了父母极大的温暖，一直帮他们维持生活。他们住着土房，吃着糙米粗菜，烧着乡亲们帮他们搂来的柴草做饭、御寒，在昏暗如豆的灯光下品尝和回味着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的苦涩和无奈，熬着似乎再也没有指望的岁月。
那一阶段，在父母的信中，我们却感到了他们的豁达和乐观，他们的健康和兴致勃勃。每一封信他们都说很好，很好。母亲个性坚强，她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辅佐着父亲，酸甜苦辣遍尝，同时频递家书，把握着我们兄妹六人的思想状态和成长道路，费尽心血。他们无论置身何种境地， 都会以极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推动我们成长的脚步。不断的告戒我们，你们要积极要求入党，要勤勉谦虚，要勤奋学习，要努力工作等等。按照父母的教育的目标，我们都一个又一个的相继读完了大学，一个又一个的入了党，除了妹妹反叛加入了民主党外，我们都成了中共党员，后来成为中共的中、高级干部和教授副教授。
其实这时 ，母亲真正的境况却是整日躺在那间草房的土炕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忍受着缺医少药的拖延，忍受着糙米粗菜对胃溃疡病的伤害，忍受着孤寂、对姥姥的思念和看不到前景的深深的郁闷。这些都为后来母亲的早逝种下祸根。他们所有的寄托、希望和快乐就是每天无数遍的阅读我们兄妹六人的来信，支撑着他们捱过每一天。
我们却真的以为他们很好。我们都太敬业，太粗心了。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子女放下手里的“革命”工作，到那座土房探望他们一次。共产党的革命性扫荡了我们每一个国人的亲情 ，崇尚几过家门而不入，死了亲人也不放下“革命”工作的 “大公无私”。
而对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挨整，我们除了剜心透骨的痛心之外而无可奈何，充其量把这种磨难归罪为文革派性之下的个人恩怨。因为我们对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一切所作所为早已认可和熟视无睹。我们被这个党最大限度的培植起极度的奴性，任其宰割的逆来顺受，树叶掉了怕砸头的漠然置之。可悲的是如此者不仅是我和家人，这已被共党长期专制教化成为我们整体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国民个性。
而父母的忍辱和无论任何情况下的正面教导，使我失去了分辨，助长了盲从和政治上的无知，变得极左和极其幼稚。直到母亲去世前和厄运真正的降临到我的头上后，才真正有所触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