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10月30日】
国元朝时代的忽必烈(1215－1294年)，蒙古族，成吉思汗之孙，蒙哥之弟。中统元年(1260年)即大汗位，成为元王朝(1271--1368)的建立者，史称元世祖，蒙语尊称为薛裨皇帝(意为贤者)。
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北之石别苏术)即大汗位的诏书中，明确指出要实行“宣新宏远之规”，改变蒙族先辈们只重武功而轻文治的倾向。同年年底，他在诏书中再次强调：“鼎新革故，务一万方。”忽必烈的这些诏令，就是要实现他在青年时代就树立的伟大抱负：“思大有为于天下”！
早在他还是一个藩王时，就已博得了“爱民之誉，好贤之名”。在他的周围，除有蒙古贵族上层以外，还有不少汉人。如河北邢州的刘秉忠、云中怀仁的赵璧、冀宁交城的张德辉，以及金朝的状元王鹗等人，都经常给忽必烈讲《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以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力勤苦学，十分认真。又如张文谦、窦默、姚枢、魏瑶、许国桢、许衡、郑经、赵炳、张惠等人，也都以博学多闻而成为忽必烈的左右。在汉族士人的教育、帮助和支持下，忽必烈有效的致力于自己的抱负。
忽必烈的“鼎新革故”并不是全盘“汉化”，而是根据当时客观的需要，采用“汉法”去“变通”旧的规章制度。换句话说，他一方面要依靠蒙古大贵族，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甚至镇压被统治民族——主要是汉族，才能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在另一方面，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影响下，为了统治众多的汉族人民，又完全有必要進行鼎新，使蒙古祖制与中原王朝的文化，结合为一体。总的说来，忽必烈的“鼎新革故”主要包括下列几项：
一、基本上沿袭蒙古旧制：不要汉家女为嫡妻；宫廷内侍一律由蒙古人担任；诸如皇帝即位、册立太子以及郊庙祭奠等，均仍采用蒙古的礼俗。
二、汉制与蒙古旧制并行，实行“因族而分，因俗而治”的政策。蒙古族人犯法，由扎鲁忽赤(断事官)审理；汉族人的刑名讼狱，则归由刑部处理。这种“一国两制”的做法，既便于维护蒙古族的特权，又在较大程度上不干扰汉族的利益。
三、采用汉制建立一整套统治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前，蒙古汗国的行政机构十分简单，还处于“草创之初，未暇为经久之规”的阶段。忽必烈即位之后，为了实现“思大有为于天下”，采用了汉族文人学士的建议，按照汉族封建国家机器的模式，逐步完善了元朝的统治机构。他即位之初，设置中书省，作为中央的最高行政机关；中统三年(1262年)，又置中书左右部；典掌“承命宣制，奉行文书，铨叙流品，编齐户口，均赋役，平狱讼”；中统四年(1263年)，设枢密院以总领军政；至元三年(1266年)，复立制国用使司，典掌漕运、府库和度支工作；至元五年(1268年)，立御史台以监察百官；至元七年(1270年)，罢制国用使司，改立尚书省专理财政。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还设置管理驿传的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为通政院)，管理宗教事务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等。
在地方上，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机构。行中书省又简称“行省”，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中统之初，先在燕京、陕西、太原、山东，成都等处临时设置。后来，随着疆域版图的扩大，于是在至元二十三年(1287年)推广至全国，并作为常设机构。当时全国分设十个行省，即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江浙、江西、湖广、岭北和辽阳。至于中央所在地的周围地区，如山东、山西、内蒙和河北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管辖。在行省之下，逐级设路、府、州、县。行省设丞相一人，由忽必烈任命，它上隶属于中书省，下管理各路、府，掌握着全省的军政大权。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明令限制了蒙古贵族在封地范围内的权益，诸如官员的派遣和赋税的征收等。这种行省制度的创建，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法令，提供了行政体制上的保证，有效的巩固了疆域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今天的地方行政区划，就是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础上，经过明、清两朝，而完善起来的。
正是：
中土文化是根本，
神授祖传延至今；
源远流长辉无极，
四书浩博兼五经。
修齐治平学问大，
光华亿丈照前程。
中共邪党诬国粹，
暴毁摧残坏大成；
狂犬吠日遭惨败，
落得万古大罪名！
堪敬当年忽必烈，
手捧五经苦学勤！
（事据《元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