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3年01月13日】
第四章 文明属性与使命分工
第五节 东方文明的SWOT分析(下)
三、没有对错的相对性认知
大 家知道,东方文明属于一种动态过程观,一种“流思维”,是一种充满着变化的相对逻辑看问题的方法。东方文明擅于过程,擅于变化,以动态过程划分事物分类, 比如《周易》八八六十四种状态。在正向作用起主导作用的时候,这种动态认识可以带动人类认知正向突破与向上超越。但是到了事物的负向发展阶段,这种变化的 眼光也就转变为一种“机会主义”思维、“投机主义”行为。比如中国当代股民的那种“追涨杀跌”的恶习就与此有关,一种彻彻底底的投机心理。凡事没有原则, 没有对错,没有善恶,没有立场。一味的鼓吹什么“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等等。就是这种思想最典型的代表。
东方文明原本具有积极 向上的提升意义,关注的是向上的上限突破与改变,而不是关注人类生存的下限问题。然而当人类道德约束消失的时候,当人类文明处于负向力量导向的时候,东方 文明就更容易成为一种没有“下限”的文明,或者是寻求向下突破、向下堕落。道德的堕落那完全是一种自由落体,没有任何控制。因为控制思维那属于是西方文明 所擅长的。
东方文明原本是因为追求向上“通天”或者改变“人心”的教化才需要有一种“变化”的逻辑。然而这种“变化”思维在人类文明的末期 却表现为一种完全的“机会主义”思维。其实小悦悦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如果没人看到的时候,偷巧那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机会收益”。我们以前讲过关于 “在中国,制度是用来破坏的”这个现象,其实也属于一种“机会主义”逻辑。
在“实证科学”中,有这样一对儿概念,叫做“确定 性”certain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其实“确定性”与西方的管控思维相对应,而“不确定性”则对应于那些“非可控”事物。唯有 “确定性”certainty,才会有规律可言。至少在概率论之前,“确定性”certainty是西方“实证科学”的主流认识。
西方思维 似乎非常惧怕事物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面对“不确定性”,西方人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下手。然而东方思想却一直非常擅于利用(take advantage)事物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从中获取收益。比如我们讲过西方的“直”逻辑与东方的“迂”逻辑。大家知道,两点之间的直线只有一条,而 连接两点的曲线却有千千万万。这就是直线certainty与曲线uncertainty的一种最好说明。
现代中国人的许多“机会主义”思 维与“投机主义”行为方式其实都与这个uncertainty的操作方式有关。本人为什么一直认为MBTI的第四个维度——人的处世方式或者生活态度,也 就是关于“判断J与知觉P”的维度非常重要?本人为什么一直认为MBTI在荣格性格心理原有维度之上添加这个新维度非常有意义呢?就是因为西方主流思想一 直聚焦于“判断J”的思维方式,一直是以一种“管控性”思维模式来对待外部世界,把自己“反客为主”的当成了世界的主人。然而东方思维则属于一种“知觉 P”的“适应性”思维模式。
“管控性”思维模式“判断J”所针对的那就是“确定性”certainty的事物,而对于“不确定 性”uncertainty的事物其实就深感无能为力、无从下手了。然而东方“知觉P”的“适应性”思维模式所擅长的就是处理“不确定 性”uncertainty事物并从中获益。然而东方的这种擅长“不确定性”到了人类文明末期的时候,就显然成了一种彻头彻尾在“形式主义”上的关于如何 操控take advantage“变化”与“不确定性”了。实际上也是一种短线的“机会主义”的操控思维,做事无原则、无制度,思想无立场、无坚持。
因 为东方思维本应该服务于一种具有向上精神追求的导向,也就是一种向上的加持。但是当这这种正向加持在文明末期被物质属性所埋没的时候,特别是这种精神的 “天根”被一些人刻意斩断的时候(作者注:比如简化汉字就属于斩断中华文化的根,捣毁孔家店也属于斩断东方思想脉络之根),正向加持东方文明的意义也就失 去了,东方文明的一切负向作用也就彰显出来了。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在于寻根,通过文艺复兴而寻 找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之根。可是现代东方文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表现为一种断根,试图切断3000年以来延绵不断的文化之根。西方文明的崛起有 一个“文艺复兴”,东方文明现代意识的崛起却是毁灭传统思想、砸烂捣毁“孔家店”。
在人类文明末期,与“机会主义”相关联的还有一种习性, 那就是东方民族的一种赌性,凡事都希望能够赌一把。而且只看赌赢了的收益,而不计算赌输了的成本,因为东方文明不擅长精确计算,只喜欢大而化之的想问题。 西方人所谓小赌宜兴,就是玩一玩,一算不对劲,就不再玩下去了。东方人只想着翻盘,只想着一把就能够再赢回来。其结果那就是最后输的个倾家荡产、家破人 亡。这也就是人类文明在解体的时候必须借助东方文明力量的原因,具有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也就是那个放大效应。
从东方《过程论》、《变化 论》的思维中所派生出来的还有一种关于相对性的问题。这种相对性思维也只有在精神追求的方向目标不迷失的情况下才具有正面意义。当东方精神追求的正向意义 消失以后,当道德约束不在了以后,当负向力量成为人类文明主导力量的时候,相对性认知就成了一种没有判断标准,没有对错好坏,做事情没有原则的谎言主义。
西 方思维属于一种规律性思维,寻求规律、遵从规律。而东方的相对主义的意义就是不需要遵循任何规则或制度。东方文明一直以来是一种“人治”而不是“法治”的 方式存在。因此,规则、制度,在中国不是用来遵守的,而是用来破坏的。一旦制度被成功的破坏,那么挑战制度的人就会取得一种极大的“机会收益”。
因此在中国人的眼中,机会那属于一种额外收益,而不是遵守制度所必须承担的一种“机会成本”。谁成功的破坏了制度而获得了机会,那么谁就获得了制度之外的收益。这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能够不劳而获的思想,最好天上能够天天掉馅饼。
这 与西方制度的刚性属性,以及东方制度的弹性属性有关。东方的制度,法理不过是人情,凡事总有法外开恩的时候,总会有特赦的时候,因为法是人定的。因此东方 的制度是橡皮筋,就看你使多大的劲儿去拉,总可以拉出个空子来。因此在东方不存在绝对刚性的制度。在西方制度高于人,而在东方则是人高于制度。东方普遍存 在着人超越制度的投机心理、侥幸心理。
其实我们这些分析就是要反反复复告诉大家,东西方文明的每一个特征,既有其正面意义,也有其“不可分 割”的负面作用。正面意义往往在自我角色的正向阶段展现,而负面意义往往在到了过程0.618黄金分割点之后的负向阶段才会逐渐的展现出来。比如东方思想 的相对性思维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不守规矩、不遵守制度的恶习、甚至一种没有廉耻的谎言文化。在中国,制度是用来破坏的,而不是用来 遵守的。这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善恶不可分的表现。这种对于制度的蔑视与我们后面还要谈到中国民众到任何王朝末年都具有一种“暴民”的属性也是相一致 的。
另外,东方的“过程主义”思维,在道德方向迷失的时候,过程存在价值也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过程没有了道德约束,那么过程创造也成了一种可以不择手段的过程逻辑。
中 国人的这种相对性思维,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还有人美其名曰称之为“辩证法”。按照这种失去了“天理”制约的相对性思维继续延伸下去的话,那么所谓的“辩 证法”就完全演变成为了一种毫无原则的“变戏法”了,成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诡辩术。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都有理”的流氓逻辑、强盗逻辑。
虽然诡辩之术在中国古已有之,所谓的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一个典型。然而诡辩术在东方思想中并非主流,只能够算作“百家思想”中的一种而已。然而当今中国人不讲理的时候那真是混不讲理,甚至“厚黑之学”似乎已经成为了某些人安身立命的法宝。
其 实当今中国大陆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辩争似乎就含有相当大的诡辩成分在其中。诡辩术方法的重要技巧就在于偷换辩论基点,偷换辩论的逻辑概念,特别是经常使用将 非对称逻辑偷换为对称逻辑的手法,将大概念偷换成为小概念。然后推理来、推理去,推上这么几个来回,直到把你给推晕了为止。
另外,中国的相 对性认知实际上讲求一种中庸守正,讲求过程的中位,那不就是0.618黄金分割点吗?讲求的是一种过犹不及的道理,属于一种土旺四方的“中土思想”。然而 这种《中庸论》走到人类文明的末期的时候就演变成为了一种事事无原则的老好人中和论、一种和稀泥的理论。完全丧失了行为方式的原则原点。其实真正的《中庸 论》是有思想原点的,能够掌控生克双向循环机制。而不是《内核》被物质埋没时代的那种无原点、无原则论。
大纪元《九评共产党》中提到过这样一个西方谚语: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因为任何一个谎言还必须用一百个谎言去圆,必须经常变着法儿去说,要不然就说漏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所盛行的谎言文化。许多人拿起电话来开口就是瞎话。真是说瞎话都不用打草稿的。张口就来。
当 今中国谎言文化的一个典型现象那就是所谓的“五毛党”。中国传统社会中原本那种坚持“正言”的“士”文化,也就是一种传统的文官文化,那种追求“文死谏” 的铮铮傲骨,已经被中共几十年的政治运动消耗殆尽。剩下的就只有五毛党了,只有御用文人的歌功颂德了。五毛就可以出卖良心,根本不用等到“五斗米折腰” 了。
还有,就是将东方《过程观》、《结构观》的“中庸思想”变成了一种老好人的“伪中庸”思想。我们刚刚给大家提过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左右逢源,圆滑而不得罪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同流合污、随波逐流。另外,“中庸思想”被庸俗成为了一种物质平均主义,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不患贫而 患不公”的思想。
另外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谈到了,东方文明专注于事物在精神层面的意义,东方思维擅长于精神、思想、思维,擅长于战略思考,但是到了没落时代的时候就演化成为一种空谈战略、纸上谈兵的空谈,眼高手低,执行能力非常差,嘴皮子功夫却非常利害。
于是“知行合一”也就成了一种“知行分离”。有识之士没有了,只剩下所谓的知识分子了,其实是有知而无识,现在叫做知本阶级。思想满天飞,但却总是落不了地。这与东方文明不擅长“地理”有关。在当今的中国企业界就充满了这种现象。
当 今中国企业界,要么就是那些已经完全西化了的所谓的“丛林法则”、红海战略、狼群游戏,思想全无,唯有用术。要么,但凡有些思想,却个个都是空谈的战略 家,“伪思想家”。战略思想根本就落不了地,或者将战略沦落为一种权谋诡诈之术,将战略降格为一种不择手段的技巧或手法。
另外相关的典型例子,那就是被中国高校扩招制度扩招出来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们的那种心高气傲、眼高手低的现况。中国当今失败的教育体制就只会机械般产出那些无用的“人才”,而绝非有识之士、胆识之士。这也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走向负面时代的一种真实表现。
四、缺乏沟通与发泄渠道
关 于东方文明的“内向型”结构与“内向型”《外壳》属性的问题。到了人类文明精神没落了的末期阶段,这种“内向型”性格的负面作用也就变得是非常显著。您先 别看西方文明的结构个体的刚性排他性强,对外部安全物理生存空间的要求大,但是西方思维水平维度的延展属性与“外向型”《外壳》属性也决定西方文明比较擅 长处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沟通方式,同时西方文明在现代组织形式上的团队合作属性比较高,因为西方文明擅长于形式。其实这与西方文明对于秩序与制度的尊崇也 有关系。
然而恰恰相反,东方的“内向型”思维导向就决定了东方文明个体与个体水平之间的沟通性比较差,因为沟通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水平维度, 而东方思维属于一种上下层级的包容关系。但是一旦上下关系背离了正向精神的指引,一旦背离了上下的包容性的时候,上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权力级别的对立关系 了,上下层级之间那种平等性的沟通机制就非常差。
水平方面的沟通能力差。这是与东方“内向型”《外壳》属性有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知 道“内向型”《外壳》本身比较致密,对事物的包裹性强盛,但是这种《外壳》的排泄功能比较差,无论好坏善恶、正向负向,都不外露、外泄。这种不擅长于外泄 外排的属性就决定了东方的组织系统一定是言路不通、言路不畅。而西方现代民主社会就属于言路通畅的组织形式。言路通畅对于结构体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有效的将 系统内部或者结构体内部的废弃物、负面因素排到体外。这就是疏导疏通的意义。
然而东方文明的《外壳》属性则非常不擅于此道。所以东方的组织 体一方面是一直以来缺乏一种发牢骚、发怨言的渠道,另一方面又不擅于水平沟通,所以废弃物、负面作用就无法有效的从结构体内排泄出去,负向事物就会不停的 在结构体体内积累,直至累积到一种极限状态。当《外壳》再也hold不住了的时候,负向作用的积累就会来一个总爆发,彻底的冲破结构体的《外壳》,彻底的 将结构体摧毁。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会呈现出一种“顺民”与“暴民”交替现象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每两、三百年,中国民众就会爆发一次,破坏性的摧毁 旧王朝,然后再建立一个新王朝。东方文明的“内向型”《外壳》属性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内向性”《外壳》对于聚拢正向 作用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因为就结构体而言,“内向性”《外壳》聚拢的正向能量,在结构体内部可以找到能量的出口,因为正向精神可以向上发散,有“通 天”的出口。正向能量的出口在更高层次上。也就是说,正向能量的有进有出,有聚有散。正向能量并不需要在结构体内部长期滞留或者累积。
然而 负向作用或者说物质的负向作用就不是这样的。因为负向作用是没有层次的,当正向出口被物质淹没的时候,结构体没有向上的开口的,负向能量只能在水平层面存 在。这是由宇宙法则所决定的,负向事物没有向上的开口,也就是,没有内开口。那么负向事物的作用只能够寻找水平向外传递的出路。然而如果这时“内向型” 《外壳》又封住了水平向外开口的时候,那么负向作用也就只能在结构体内部逐渐聚集,就会产生一种负向能量的聚集效应,积累到一定密度的时候,那么就只能够 是负性的、破坏性的爆发,彻底摧毁结构体《外壳》的包裹。可见“内向型”《外壳》在结构体内部聚集负向能量其实就象一个毁灭性很高的定时炸弹一样,最终回 带来一种毁灭性的结果。
五、大一统思想的负效应
我们一直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合一 论”,区别于西方的二分法思维。这种“合一论”的世界观反映到模式方面往往就是一种“大一统”的思想模式,具有巨大的“放大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 是自秦汉以来,虽然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大一统”仍然一直属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轴、主调。
这种“大一统”模式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人类文明的中段(所谓的中世纪)中国社会不属于“封建制”的原因。本人已经在《天时五行断代法》中为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也就是中国真正的“封建制”为什么会在800年大周朝的春秋“百家文化”之后必须走向没落的原因。
因为“封建制”必须给“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让位。在这个意义上,孔圣人追求恢复《周礼》其实完全是一种逆天时而动的行为。这也就是孔夫子周游列国而不得其用的真正原因所在。
因 为孔圣人的真正使命是给中国传统社会留下一种儒家思想,以备之后的中原王朝2000多年的持续使用,以便带动人类文明能够坚持不懈的一直走到末法时期的开 始——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崛起时代——进入人类文明项目工程的最后阶段(作者注:起算于西元1500年或者哥伦布大航海的1492年)。
孔圣 人的使命并不是恢复什么《周礼》,而是为“未来”留下一种治国思想,为“天子时代”、为“后天八卦”时代的“全过程”、大周期留下一种人伦治国之道。这种 针对“未来”的需求,这种“将来时态”,其实也符合“项目管理”的《终点决定论》。因此孔圣人是没有必要回头往“过去时态”看的。
从这个必 须把儒家思想坚持到西元1500年的意义上看,新儒学的阳明先生(1472-1529)的《阳明学》其实也属于是一种有些逆天象而动的努力。起码在“中 土”大地表现如此。关于这种逆天象而动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其实也只有意识到有考察事物的不同时间尺度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明白。
尽管孔圣人与 阳明先生考察问题的尺度比“实证科学”要宽广许多,然而也并没有达到考察人类文明“全过程”的程度。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孔圣人周游列国而无人纳其言的原因, 或许这也是《阳明学》一直以来在中土遭受打压的原因所在。其实《阳明学》500年以来,一直弘扬于号称“东洋扶桑”的日本,这也是有文明使命的原因的。儒 家思想五行属“火”,日本是狭义的东方“木”性。“木”能生“火”也。而满清五行属水,水克火也,当然就不容《阳明学》了。
我们讲的这个西 元1500年对应于西方文明崛起的时代,对应于西方文明大航海时代的开始,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其实这个西元1500年,也对应于释迦摩 尼佛所说的那第五个500年的末法时代的开启。也应验了孟子关于“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那个论断。从1492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的“天地人”三才思想。其实从大的方面讲,“先天八卦”所对应的“神治时代”属于“天理”时代;“后天八卦”的“天子时代”就属于“人理”时代,而西方近现代文明为人类所开创的就属于“地理”的物质时代。
“大 一统”思想具有一种系统聚集凝聚效果,有一种系统的“放大效果”,而不是针对要素力量放大意义上的。对于任何系统,无论是正向或是负向系统,“大一统”思 想都能够起到一种放大作用。所以到了人类文明的负向阶段,东方文明的负向作用也就会被放大出来,人类文明整体的负性作用也会被放大出来,条件是人类文明在 这个时代如果结合进去东方文明属性的话。其实这就是西方文明在完成了“经典时代”以后必须“东来”的原因所在。
但是必须给大家提示一下的 是,放大正向作用往往可以促成一个结构体的形成;而放大负向作用往往是为了有效的摧毁一个结构体的存在,是为了一个结构体的解体。我们知道,人类文明进入 到末期阶段,进入负向作用所主导的阶段,人类文明是交由西方的物质文明所主宰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文明具有发散性的《外壳》结构,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的管 控负向因素,负向因素可以有效的被排出体外。人类文明结构体可以保持在负向阶段而不解体,可以被有效的延续。
借用兵法思想,这种在负向中延 续就叫做“败而不亡”。也就是,西方文明承担人类文明处于“成住坏灭”的“坏”的阶段的责任。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管控坏的因素、负面因素。那么在人类文明末 期之后,也就是人类文明处于“终极阶段”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灭”阶段,就是“最后的审判”的终点时代。然而仅仅依靠西方文明的自身“负的力量”是达到 不了人类文明结构体真正的“灭”的程度的。
虽然西方文明负责人类文明的末期阶段。但是要真正解体一个结构体,就必须把一种负向机制置放到一 个“内向型”《外壳》之中不断积累,然后被积累的负向作用达到极限的时候还需要被放大,最后以爆炸式、毁灭式的方式将结构体彻底摧毁,使一个结构体寿终正 寝,完成其存在的历史使命。
在人类文明末期的“帝国时代”,西方文明为什么要东来?西方文明为什么要把“阳文明”回传东方?另外,人类文明末期的中国社会模式为什么必须走上一条独裁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其实这些都与人类文明结构体的最后解体有关。
大 家知道,虽然西方世界开创了一种物质文明,开创了人类社会的末期文明。但是西方文明在系统整体上具有一种水平外散能力,西方文明《外壳》的外散机能太强 盛,因此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的最后阶段那一定是“朽而不亡”的一种延续,因为西方文明可以有效管控负能量、负因素,因此对结构体的最后摧毁力量那一定是不 够的。
只有将西方物质文明的“阳机制”、“灭文明”东传,回传后再注入到具有“放大效应”与“内向型”《外壳》的东方文明的结构体之内—— 也就是西灵附体。然后让西方文明“灭机制”所产生的负能量、负效果、废弃物质在东方文明之体内积累而不外排,才能够达到“终极意义”上的灭的意义。其实这 才是当今中国社会采用“市场经济”形式的真正原因。
然后中共专制的“伪市场机制”再通过经济全球化这个平台,将已经被中国化、被“大一统” 化之后的中国式的“伪市场经济”以廉价产品输出的模式扩展到全世界、毒害全世界。因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的角色就必须是一个“世界工厂”。因为物质与 精神是统一的、是一体的。全世界所有贪图物质利益的人们,只要享用了中共国廉价的“魔性”商品,那么人们的灵魂其实也就被“魔性”占领、占有了。接受了魔 性,其实离地狱也就不远了。
也就是,借用于西方文明的物质负向成果(作者注:“灭的机制”)与东方文明的可以向体内内向聚集与积累的作用 (作者注:“放大效应”)的“完美”结合,也就是通过“大一统”模式的“放大作用”,那么就可以爆炸式的解体人类文明这个结构体,完成人类文明的终结使 命,并使人类文明走向“最后的审判”。
也就是说,其实在任何一种结构体解体的时候,都需要一种阴阳的叠加效应,一种将负向作用与聚集积累作 用叠加放大的效应。只不过这个时期的阴阳叠加已经呈现为一种外部阴阳叠加的形式。比如带正负电荷的两块积雨云相撞产生霹雷、闪电一样。这就是要素阴阳外部 相加的形式,毁灭度极其巨大。
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这种要素阴阳外部叠加,就是将西方文明走到短线最后阶段的负向效应与东方文明进入长线后期 的负向特征相互叠加。只有发挥这种叠加效应,才能够产生足够的解体结构体的力量。东方文明关于结构体形成时的聚集力与摧毁这个结构体的力量才真正符合“成 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这个说法,真正属于一个事物不可分割正反两面作用。
大家已经看到了,东方思想的“大一统”形式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就转换 成为一种典型的集权制、专制制度。就是说,东方文明很容易走向一种独裁与专制的形式,很容易走向一种关于个人的崇拜形式。这是中国人对待制度的另一面的态 度。就是中国人作为“顺民”的时候对待制度的态度。然而这些“顺民”们并非臣服于制度,而是臣服于一种权力。
我们一直说,中国人具有“顺 民”与“暴民”的双重属性。其实在“顺民”时,中国人能够承受“专制制度”,能够接受个人崇拜。实际上“顺民”们接受的在本质上并不是制度,而是人治。但 是轮到“暴民”的时代,人人都敢于推翻制度,人人都“敢把皇帝拉下马”。其实中国人不遵从制度、不遵守规则、事事都抱有“机会主义”的态度。其实就是东方 文明道德沦丧阶段与在正性和平时期的不同表现而已。
另外,“泛政治论”与“泛科学论”之所以容易在中国找到市场,不求甚解的人们就敢什么都 来“泛”一下,这也与东方文明“大一统”、大而化之的思维习惯有关。其实“泛”就是“非专业”,泛泛而知、泛泛而论。但是当“泛政治论”与“泛科学论”结 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后果那是极其害人的。其实这个“泛”思想只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延伸”思维与东方文明的“大一统”思维互相结合的一种产物。
六、东方文明的机会与使命O(Opportunities)
从 此处开始以下的两个小标题,其实不应该成为我们再进一步讨论的重点。因为这些论点只不过是另外一种表述而已,许多论点,我们已经车轱辘话来回说了许多遍 了。比如,东方文明的属性其实决定了东方文明的真正机会在于带领人类“出世”的责任,在于人类回归宇宙,而不是关于在人类空间如何长久的待下来的问题。所 谓Being其实那并非东方文明的使命所在。这是一种关于东方文明的总定位。换句话说,如果当东方文明背离了这个“回归”使命的时候,那么东方文明的任何 机会都会消失。这或许是东方文明的最大“机会成本”。“回归”这是东方文明的首要意义,一个绝对不能够迷失的“终极目标”。其实一切被“神话”告知过的人 类古老民族,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甚至在新大陆上的印第安文明,其实都肩负着这个关于人类“回归”的使命。
那么回到关于人类文明的“入世” 层面,东方文明的特征是关注精神与灵魂维度,关注“人性善”的一面,也就是关注人类的正向精神维度。如果离开了正向精神的加持,人类“入世”的意义那么也 就与“出世”隔断了,也就是“人理”与“天理”隔绝了。那么如果天人分离了,东方文明也就缺失了向上的能量出口,于是就只能够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了。
因 此东方文明的角色就需要人类文明在“正向能量”的加持下才能够发挥主导作用。东方文明所以适合在人类文明的初期,在能量呈现正面属性的阶段,于是东方文明 具有正向叠加与放大作用。另外,也就是在系统总体能量相对稀缺的时候,东方文明容易发挥作用。系统整体能量不足,这就是结构体生成的初期阶段。
然 而到了人类文明的后期,人类文明的物质堆积已经非常丰富了,人类的《内核》本性就容易被物质所淹没,人类的“终极目标”就容易被忘记,而且东方文明又不擅 于处理负向作用,所以在人类文明的末期,东方文明就不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让位于擅长处理负面事物的西方物质文明。
那么为什么东方文明还肩负着人类文明中期阶段的使命呢?虽然人类文明的中期阶段,物质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然而正向精神维度并没有完全被淹没。正向精神维度还能够发挥其主导作用,而且在过程中段还有一系列过程节点的把控,会发生正向精神的调整与加持。
另 外,人类文明的中段属于一种狭义的过程,充满了变数与逻辑累加,而东方思维擅长过程,擅长中间过程的分段积累逻辑,擅长动态调整与变更。因此人类文明的中 段交给东方文明负责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文明拥有辉煌中段的隋唐文明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中段时期却是看似“黑暗”而无所作为的“中世 纪”。其实原因也在于此。
东方文明的机会就在于不能够离开正向精神的加持。只要正向精神在,东方文明就可以很好的发挥其正面作用。东方文明 的《内核》就会发挥作用。东方文明擅内不擅外。东方文明是一种《内学》,《内核》绝对不能够丢失。东方文明始终属于一种正向“精神文明”,所以东方文明的 正向精神属性绝对不能够丢失。
然而当今的中国“国学热”只不过是一种丢失了灵魂《内核》的知识形式而已。“国学”的酒瓶子里面装着别样的 酒,东方的躯壳里面装着西来的“幽灵”。都是一种“邪灵附体”的把戏。与其说是在宣扬“国学”,其实是在诋毁东方思想。比如当今大陆播放的所谓“清宫戏” 电视剧其实宣扬的都是权谋诡诈。好象伟大的中华文明只不过就是一系列厚黑权术而已。其实这也是东方文明在人类文明末期一种退化的表现。
七、东方文明的威胁与风险T(Threads)
东方文明擅长《内机》、《内核》,而不是事物的《外表》形式。但是《内机》需要一种《内学》来揭示,需要正向精神的加持。因为没有正向能量的加持,《内眼》是无法开启的。《内眼》不开,那么《内学》又从何谈起呢?
东方文明的最大风险成本就是丢失《内性》,丢失精神。如果精神丢失了,剩下的就只有结构体的外形了,而没有结构体的内部实质了。所以东方文明的最大负面作用就是丢失精神之后的形式滥用。只有东方之形而无东方之实。这就是当今中国大陆《伪国学》的尴尬处境。
另 外因为东方文明并不擅于外部形式。如果试图要在形式上与西方文明一较高下的话,那么东方文明绝对占不到丝毫便宜。因为外部形式、物质精致、竞争优势、或者 比赛精神,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优势。东方思想如果走向一种形式主义或者物质实力主义路线,那么东方文明就等于是以己之短击人之长了。那完全属于是一种自取 其辱。就象当年擅长于战略思维的拿破仑走向物质数量思维之后的结果一样,那一定是兵败滑铁卢。
另外,我们讲过,以东方之躯,载西方之灵(物 质思维)那么危害性就会更大。就等于在装填一个可以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定时炸弹。我们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在干着这件事情,正在为人类文 明装填一颗破坏力巨大的定时炸弹,而且这颗定时炸弹的计时器已经启动。其实这绝非耸人听闻。还是那句话,信不信由您,说不说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