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六章）：《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三）

第六章 三教确立的中间阶段

第一节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找到思想化、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关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内容，我们其实是接着前面第一个标题关于汉武帝建立“大一统”机制而进行讨论的，中间跨过了关于“农耕时代”的这个话题，等于是给大家岔开了一下话题。我们说，如果“天子时代”的第一个1000年所关注的主要是承接人类文明思想种子、是关于如何建立人类文明“天子时代”《核心》DNA的话，也就是仍然具有某种“先天”之源的决定论属性的话，那么“天子时代”的这个第二个1000年，其实我们说，就具有通过人类的努力将思想种子培育壮大的意义，也就是将思想种子转化成为一种成熟的系统机制的意义，也就是说，必须实现从“天子时代”第一阶段“思想的巅峰”向第二阶段“制度的巅峰”的转变。这种转变之中其实还包含着一种逻辑转变的意义。如果说，“天子时代”的第一阶段，人类文明所接收到的各种思想种子呈现出一种繁荣竞争的状态，为人类文明提供多种备选的思想种子，这就是思想上“百家时代”真正的意义所在——提供各种思想种子以及相伴随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也就是各种相关联的宇宙根脉。然而到了“天子时代”的第二个阶段，那么人类文明就需要从这些备选的思想种子之中进行选择了，选择出来那种能够支撑随后2000年人类文明安全发展的思想种子。那么西汉王朝的董仲舒在汉武帝时代所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实际上就是这项思想选种工作的一种表现。

告诉大家，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任何结构的演化过程到了生命周期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就都必须发生一种双向的选择性，这就是“中间机制”、“中间过程”、“中间属性”的一种表现。双向性、双轨制、双重利用其实都与此有关。内外阴阳、内外转换也都与此有关。我们说，“天子时代”第二个阶段选择思想种子之后，人类文明的主要职能就是将思想种子培养成为一种完备、成熟的系统或者制度。我们在下一节要给大家讨论的关于“三教确立”的过程其实就具有这方面的意义。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讲，培育、培养本身就属于是生命周期第二阶段的一种主要功能，因此我们在前面一个小标题中给大家讨论的关于成熟的“农耕文明”这个话题，其实也就是一种必然，因此大家就不应该再觉着有多么的奇怪了。“农耕文明”的核心其实就是具有一种主动选择与培育的能力，也可以叫做熟化能力。告诉大家，不仅仅熟化人类文明，另外还有大规模熟化人类皮囊的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本章的第四节之中为大家继续展开讨论。我们这里只是想告诉大家，从《人类文明使命论》的基点上讲，“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核心使命是把思想种子培育成为一种成熟的人类文明制度，也就是缔造人类文明“制度的巅峰”，那么在人类文明的表面上看，也就必须具有一种相配套的文明形式。这就是东方华夏文明所建立的大规模“农耕文明”——具有一种选择与培养功能。告诉大家，人类文明成熟的制度，并不仅仅是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其实是为了建立人类文明整体承载器的意义，使人类文明可以培育出更多的人类皮囊，然后能够承载更多的高层宇宙“下走”生命、承载更多的“下走人”。这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

大家知道，汉初所发生的“七国之乱”，实际上是被汉景帝派周亚夫出兵给平叛的。此历史事件早于董仲舒给汉武帝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20年时间。然而周亚夫平叛“七国之乱”，那只是在权力形式冲突方面的一种表面解决方式而已。如果汉景帝没有周亚夫，那么情况又将是如何呢？那么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这种事情威胁中央政权的话，那么又应该如何解决呢？不能够总是期待有周亚夫这样的军事奇才，伴随帝王左右，能够随时通过表面武力手段来解决吧？“兵争之法”并非是一种长久的解决之计。“兵争之法”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很可能伤了自己。兵者，凶器也，还是少用为佳，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使用，非常态之法。

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因为汉景帝采用了晁错所提出的《削藩策》之后而逼反了吴楚等七国诸侯，最后即使是汉景帝砍掉了晁错的脑袋，然而仍然是无济于事。幸好景帝有军事奇才周亚夫，三个月得以平叛，解决了大汉朝的一时之忧。然汉武帝采用大儒董仲舒“独尊儒术”这一策略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可以持续2000年的超级解决方案，得以建立起来一个超稳定的东方传统社会系统。周亚夫“兵争之法”属于“奇法”，董仲舒“独尊儒术”之法属于“正法”，乃“正统之法”。“奇法”效果速短，不可复制；“正法”时效久长，可以持续。所谓“以正治国，以奇治军”，其实董仲舒与周亚夫即是如此榜样。

然而幸运的是汉武帝不但有董仲舒，汉武帝还有霍去病、卫青、张骞、东方朔等一大批贤才良将环绕于左右。汉武帝不但有了朝政内安，还可以腾出手来使用农兴之国力而外展拳脚千里驱逐匈奴，并第一次打通了人类文明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这只是世人在人类文明表面看到的一面。其实这种东西方文明的打通，那是为人类文明即将要发生的佛教思想的“西学东来”以及两宋之后大规模“东学西去”的发生所做好的一种必要的前期准备工作而已。

我们讲，在“七国之乱”被平定之后20年，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实现“大一统”形式在思想内涵方面一种根本的解决之道，那就是“独尊儒术”，全称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真正贡献实际上就是向“大一统”的这个《外壳》形式之中添加进去一种思想内容，实际上就是填充《内机》、打造制度。“独尊儒术”实际上就是建立东方思想参照系的“三教确立”系统工作的第一步。

董仲舒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让社会正统思想取得思维思想一致性的做法，以便获得在社会治理或者组织形式上的统一管理，属于将“一统”转换为“正统”的方法。然而大家应该还记得，本人以前讲过，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是不应该被强制统一的。其实这种“思想自由”主要针对的是个体生命精神维度的追求，是一种正向的、建设性的有道德约束的向上发散机制，属于一种个人的精神维度，而且是有正向道德加持的，不会有害于他人的。如果需要对别人发生社会影响的时候，那也一定是利他、为人的。这其实属于人类精神维度在更高层面上的意义，向上发散是不应该受到制约的。其实也就是具有高于人类“出世”层面之上的意义的，一种精神追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信仰层面的机理。在这种精神层面，需要承认每一个个体人都是不同的，其差异都是应该被尊重的，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而且越承认这种精神维度的差异性，其实就越能够为人类创造价值，也就是每个人所肩负的使命是不一样的，必须使他们释放出来。这种对于精神维度的保护其实是属于一种真正“养逻辑”的范畴，属于“个人养逻辑”。

然而所谓的“一致性”其实是一种使用效率的要求，属于是一种“用逻辑”，实际上是“团队的用逻辑”，与组织人、群体人、系统人的要求有关，属于人的社会属性，这种“一致性”属于有效组织行为的一种基础要求。我们一直给大家讲，东方文明在传统时代擅于组建系统，擅于系统凝聚与收敛，属于个体精神发散与系统组织收敛。因此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其实就是东方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需要打造制度、系统成熟而应运而出的一种思想。然而到了人类文明的末期时代，东方文明“个体逻辑”的精神发散性也没有了，“系统逻辑”的正统收敛属性也没有了，中国人变得非常不会团队合作了，其实都是因为正向道德维度的缺失造成的。当今时代的中国人属于德失而物不擅。

我们讲，传统的东方文明注重精神维度，因此东方文明可以打造出来一种持久的正统精神效应。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给东方文明打造出来的就是一种可以持续2000多年的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剂。表面上，在“入世”的层面，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就是为中华文明树立起来一种正统的儒家统治思想，树立起一种社会治理的正统思想。我们说，其实“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的核心使命那就是为东方文明建立一种道德规范与思维模式参考系，也就是东方传统思想的三足鼎立坐标系。“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实际上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确立”的时代，先是把儒家思想推到两汉的朝堂前台，而后是黄老道学兴盛于两晋的乡野竹林，再后来就是佛家思想盛开于隋唐盛世的香满人间。儒释道“三教确立”于“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的时段里，基本上就是各自统领三分之一时间的状况，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其实就是儒释道“三教确立”历史进程“开篇”之作而已。

因此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在大汉王朝的出现那也绝非偶然。当然本人的这种“绝非偶然”绝对不是那种主义者们意义上讲的话，本人还是愿意使用“天时五行”的认知方法来进行解释。我们讲，“独尊儒术”发生于大汉王朝，其实皆在五行之理的运化之中。本人在《天时五行断代法》一文之中已经给读者们论述过，儒家思想五行属火，西汉王朝的五行也是属火。当年刘邦作为赤帝之子挥剑斩白蛇、斩杀白帝之子的作为其实就是应了火德的天时天命。白帝五行属金，主刀兵也，也就是暴秦刀兵的属性。虽然暴秦已灭，然而刀兵思想、诸侯王纷争的思想，其实并没有立即就归为“大一统”的形式，“大一统”《外壳》有形而无实，是故又有“七国之乱”，对应于战国七雄时代的思维，其实亦非偶然。为什么不是五国之乱、六国之乱呢？！

“七国之乱”已灭，则五行金绝也，于是大汉稳而火旺也，在这之后，方能够有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火德独出，而废黜百家。大家已经知道，“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打造“制度的巅峰”所伴随的就是儒释道正统思想的“三教确立”，也就是东方思想参照系的确立。儒释道作为中华随后2000年的正统“入世”治理思想，其中佛教思想是外来的，而儒教与道家思想才是中华本土而生的思想。儒道两家思想对比一下，可谓一显一隐，一阳一阴，儒家思想被尊于朝堂之上，道家思想则隐秘于民间、走上了一种师徒秘传之路。只不过道家思想会在社会大动荡的时候偶尔显露一下神龙面目而已，比如中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许多帝王师往往都是修道之人，都是“神龙见首而不见尾”的人物，因为唯有修道之人才能够知道归退隐藏的真正意义，不与人争、不与地争、不与时争、不与天下争，根本不是“毛时代”的那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变异思想邪恶之举。

虽然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墨家思想在战国时代都称为显学，还包括秦所使用的法家暴政思想。其实这些都属于“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播种思想种子的时代特征。这些思想到了汉武帝时代实际上也就各有归宿了。法家暴政思想被统治集团所唾弃，墨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消亡了，道家思想开始走入民间秘传了，而儒家思想则作为需要培育的种子被选中、被独尊，开始走上了统治者的殿堂、被树立为正统的统治思想，于是儒道思想成为了一个决定东方文明持续两千年的项目资源，也就是说，儒道两家思想成为了决定东方文明机制在显隐两方面的力量，一个是稳定力量，一个是调整力量。其实儒道两家的显隐之分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埋下了伏笔，老子留下五千言而匆匆西去，以迎释教东来；孔子周游列国宣讲思想于天下，两者在思想种子上就已经是隐显已分了。然而在表面形式上的儒显道隐之分、立于朝堂与隐于民间之分，还应该是归于汉武帝董仲舒时代。也就是因为传统思想有这种显隐之分，中国大陆当今的国学热，本人一向认为，其实主要都是集中于显性的儒家思想方面，而真正隐性的道家思想则流出甚少。告诉大家，其实真正的道家思想也不只是道教、道观之中的那点东西。也就是说，道教思想其实并不等于道家思想，道教思想那只不过是道家思想如同冰山在水面之上外显的那一点点而已，真正的道家思想原本就不应该是入教的，道之本在于隐、在于藏，“神龙见首不见尾”也。走入道教那其实只是属于一种在大众时代形式上的产物而已，真正的道家思想在寡不在众、在隐不在显。

下面我们就以墨家思想和墨家体制的灭亡为例，给大家讲一讲废黜百家的事情，墨家思想曾经纵横战国时期数百年，代表当时的工商手工业者，而且墨家善于机巧，好似现代的科学技术流派，比如墨子就非常擅于各种技术，曾经与鲁班较技于楚王前而制止了楚王伐宋。现在有很多人遗憾中华传统社会没有按照墨家思想承传下来，如果按照墨家思想发展下去的话，或许中国社会早就会提前２千年走入商品社会与科学时代．因此，很多人为此而感慨与抱怨。其实，人想怎么想那都是人的想法，神如何安排人类社会可不是按照人类的想法去安排的。因此墨家思想在汉武帝时代的灭亡，那也有历史原因的。首先，墨家思想代表的是工商阶层、手工业者的利益。如果按照墨家思想继续发展工商业的话，那是不符合传统社会超稳定的要求的，大家知道商业社会所追求的是高度流动性，这与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性的要求是完全对立的。人类文明进入商业时代，那其实是“天子时代”进入第三阶段的事情，因为商业文明是一种效率文明，会非常迅速的消耗尽地球资源。因此，就不允许过早的让墨家思想成长起来，使中国社会进入商业时代。

另外，墨家体制具有严密的组织性，称为巨子制度，墨家弟子无论到战国哪一个国家去为官都有推行墨家思想的义务。它是属于战国时代诸侯制的产物。

到了汉武帝时代，郡县制与诸侯制的双轨制在“七国之乱”之后已经逐渐的被单独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所替代，因此，与战国诸侯制相适应的墨家思想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墨家思想就逐渐溶入到了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之中去了。

另外，墨家巨子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对立还表现为一山不能够容二虎方面，是不被溶于中央集权体制之中的。另外，墨家思想讲兼爱——讲一种没有区别的爱，与汉武帝当时对匈奴的战争也是相矛盾的。在这一点上，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有区别的爱”也就成为了儒家思想被独尊的原因之一。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墨家思想就灭亡了，这是历史的安排，是人类文明机制的需要。我们谨以墨家思想为例，给大家说明废黜百家思想的意义，因为百家思想在完成了“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向中华文明注入思想DNA之后，在经过独尊儒术的筛选之后，已经不再适合缔造东方文明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需要了。

那么接下来，还是让我们回到主题，也就是关于汉武帝到底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一种什么样“事缓而圆”的东方主义的方法来瓦解诸侯权的呢？汉武帝的方法，我们讲，按照现代人习惯的说法，实际上就属于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法，而且是充分的利用了世人贪图享乐的利益之心来“温水煮青蛙”瓦解诸侯权的，属于让诸侯权进行“安乐死”。

大家知道，其实中央集权制真正惧怕的是那种大诸侯，就是那种可以雄霸一方的大诸侯，其实力已经大到可以挑战中央帝制君权的那种诸侯；而对于那些支离破碎的小诸侯，那些安居享乐的小诸侯们而言，中央政府那是根本不害怕的。汉武帝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采用了这样一种有效的分割诸侯权力的方法，而不是通过中央政权直接去“削藩”的方法，让诸侯们自己去瓜分自己的诸侯权，让诸侯们亡于安乐。那么汉武帝到底又是怎么做的呢？

汉武帝就是规定诸侯们的权力世袭不让下一代的长子独自继承，而是让诸子去平分诸侯权，诸侯的每个儿子都能够分到一份，然后诸侯后代的级别也就自然降低了。那么如此三代之后，诸侯们后代实际上分到的诸侯权那还是诸侯权吗？这种芝麻粒一般的诸侯权还有能力去挑战中央政府的君权吗？根本就不可能了。实际上汉武帝所使用的就是一种让诸侯子孙们在窝里斗的方法，以利诱之，以瓜分权力而诱之，而不是象晁错的那种直接去夺权而迫之急反的方法。

在兵法上其实就有这么一个原理，如果你过分压迫对手的话，那么你的敌人们就一定会非常紧密的联合在一起与你对抗；如果你把压力稍微撤掉一些的话，那么你的那些对手们所形成的联盟可能马上就会解体，他们之间就失去了联合的内在动力，他们就会在自己内部利益失衡需要从新分配而争斗起来。比如当年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之后，袁绍的二子袁熙袁尚逃亡了辽东，有人建议曹操乘胜出兵追击，然而曹操并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曹操所使用的其实就是釜底抽薪的原理，先撤撤火，而不是火上浇油的办法，撤去压力之后让对方的联盟生隙。最后的结果那就是公孙康把袁熙袁尚二人给杀了。这就是中国兵法之中“穷寇莫追”的道理，与“温水煮青蛙”同出一辙。这也就是“事缓则圆”的道理。

汉武帝的方法就是利用人们贪图利益享受的本性，让时间的力量发挥作用，瓦解对手。诸子们自然会认为瓜分权力的结果无论如何要比让长子独享权力要好很多，虽然瓜分到的权力小了但总好过于没有吧。虽然长子失落了，然而其余诸子皆心安理得。其实这就是短线利益眼光与长线全局眼光的不同所在。汉武帝站在全局长线的基点上看问题，而那些诸侯子孙们则都属于蝇头小利的短线眼光看问题。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嘛，叫做，亡于安逸，生于危难。汉武帝其实就是使用的这种利益诱惑的安逸方法彻底的摧毁了挑战帝制君权的对手，从根本上保证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使分权制的诸侯封建制在时代的意义上真正结束了，从而建立起来一种可以持续2000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君权社会，这就是“大一统”在制度方面的实现，当然也包括董仲舒“独尊儒术”在思想方面向“大一统”之中注入的正统观念。或许我们可以戏称汉武帝应该是“安乐死”的发明人。汉武帝又多了一项“第一”。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们都应该知道，刘备乃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当时汉献帝让人去查家谱，把刘备查出个刘皇叔的名头来。那么大家知道中山靖王刘胜又是谁呢？其实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的第八子，按照长幼顺序还属于汉武帝刘彻的哥哥，年长汉武帝9岁，在理论上也属于汉武帝需要提防的诸侯对手。刘胜据说有120个儿子，那么按照汉武帝使用时间的力量“温水煮青蛙”的削藩方法，到了刘备的时代，刘备也就轮为只能够织席贩履了，也就是一介贩夫走卒的平民而已。据说到了刘备那个时代，刘姓的皇族后人已经有20多万了，绝大多数刘姓氏族已经与普通百姓根本无异了。这就是汉武帝方法的时间效果。一方面，诸侯权被彻底的消弱了，然而另一方面，一旦天子有难，那么也就只能够象汉献帝一样无依无靠了，再期待一次光武中兴，那儿那么容易呀！就是这样的道理，反正好处也就只能够得一头，就只能够是甘蔗落得一头儿甜。

那么话还是给大家说回来吧，也就是到了汉武帝时代，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大一统”的结构才被彻底的建立起来。其实秦始皇一统六国那只是属于完成了“大一统”在表面形式上的首创之举，对应于结构体《外壳》部分的建立；而汉武帝瓦解诸侯权则属于在机制上真正解决了“大一统”的建立，对应于结构体《内机》部分；而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则属于填充“大一统”的思想，对应于结构体《内核》部分。

对比于武帝削藩建立东方文明的“大一统”的社会制度的方法，我们可以对照的来看一看在西方文明之中的维京海盗方式。汉武帝的削藩之法与维京海盗方式对于塑造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不同性格特征，可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种方法在具体手法上恰恰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对比起来看，本人认为对于理解汉武帝的削藩之法，可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那么维京海盗的方式到底又是什么样呢？维京海盗的方法规定，海盗父辈的所有财富只能够传给长子，非长子的其他儿子不能够去分享，只有长子才拥有继承权。如果其他儿子要想获取财富，那么就得通过做海盗的方式到异国去抢，去自己获取。维京海盗的这种方式与汉武帝削藩处理诸侯的方法恰恰相反。维京海盗的这种方式既防止了财富的分散，也鼓励了其他儿子们的那种探索、挑战与冒险精神，也就是西方商业文明从维京海盗文化那里所继承来的商业冒险精神。

告诉大家，西方文明肩负着人类文明在“天子时代”第三阶段从海上“西学东来”，与东方文明汇合并成就人类文明最后走入全球化的使命，因此要求西方文明必须事先打造出一种冒险精神、特别是海上冒险精神。其实西方近代文明的“大航海时代”就是在整体系统上给西方文明打造出这种“冒险精神”。因为如果缺乏了这种精神，那么西方文明就不可能在人类文明的末期通过环绕世界的方式从海上“西学东来”的与东方文明做《终点决定论》所需要的最后终点汇合的叠加放大。正是因为需要西方文明打造这种航海精神，所以就已经决定了西方文明在西方思想种子时代之初的时候就必须发源于古希腊、古罗马这种海滨之畔，这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使命所决定的，根本就不象《河殇》想象的那么简单。

西方维京海盗长子独享财富的方式所塑造出来的就是海上冒险精神与海盗精神。维京海盗祖居于北欧海岸，他们可以没有机械动力的时代通过人力划船冒险袭扰英法，甚至可以绕过地中海、黑海到达乌克兰海岸。西方近代的“工商文明”实际上就是基于这种冒险与开拓精神，这是“商业文明”的一种本质属性——冒险，为了利益可以去冒险，走遍天涯海角。然而汉武帝却是通过让诸侯子孙们，为了不劳而获的利益，而安逸下来的方法，让诸侯们安心于封地，不要去冒险，不要去挑战中央集权。其实让农民安心于土地，不要成为铤而走险的方式也是这种方式。东方文明就是如此的被塑造出来一种安定知足的心态，而不是拥有挑战冒险的精神。因此东方传统社会的“农耕文明”才具有了可以持续2000年的超稳定属性。那么我们对比着看，汉武帝削藩之法与维京海盗长子继承制，这无疑是塑造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分叉点，一个是“农耕文明”与稳定体制，一个是“工商文明”甚至是“海盗文明”与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