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6年09月21日】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都时，那场元末战乱给他留下的是一片饱经创伤的景况：到处是荒芜的田地，流亡的饥民和无人收埋的尸骨……
文武新贵们，可以弹冠相庆了，攻克元大都的捷报和一阵阵“万岁”的呼声，也着实令人陶醉。但是，作为开国皇帝的明太祖朱元璋，却冷静地考虑到了他所面临的严峻事实，“安民”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位贫苦农家出身的皇帝来说，农民的生活，并不陌生，他也知道农民需要的是什么。
“四民之中，农最为劳。”他经常这样告诫太子及官吏们，“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 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农民）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当差做工，也是农民分内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就必得让农民安居乐业！
有这样的想法和理念还不够，同时还必须有一套措施，来保证农民能够安心从事生产。原则只有一个，那便是让农民和土地，结合起来，所谓：“有土有民，何患不足?”办法也很简单，荒芜土地多了，招募人来开垦；无主田地多了，迁徙农民来分种；没有农具粮种，由官府拨给；无力交纳赋税的，暂免征收……这都是人所共知的利农之举。但是，如果以为仅凭这些朝廷颁布的原则，就能让农民安居乐业，那就错了。还得要有行动，有措施。
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创伤，不仅是家园的破坏，亲人的丧离，还深深地伤及了人们的内心，战乱的惨状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当时人记述说：“天下兵革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制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以人肉为军粮，恐怕不仅仅是杀人取乐，也是实在颗粒难得了。百姓除了饿死，便是沦为军口之食。那些军口余生的百姓，对于新朝的利农之举，自是求之不得，但是要安于耕作，却也并非易事。弱不禁风的生产能力，一旦有风吹草动，便无法维持。说是新垦之田一年免征，可是官吏征不俟期，百姓便弃田流亡。流亡成了农民对付官府的一种习惯性手段。
不过，在这一点上，明太祖朱元璋比别人更有办法，因为他本人便曾是个最贫苦的农民。在朱元璋时代所建立的从上至下的秩序，除去对人民的控制之外，还要督促农民从事生产。要想使那些利农之举得到落实，就必须有一大批能够执行皇帝意图的基层官吏。从府州县官吏，到乡间老人，明太祖朱元璋都作了具体安排。
每当府州县史，来朝后，辞退时，朱元璋总要训话一番：“天下新定，百姓财力俱困，如鸟初飞，如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腹人以肥已，尔等戒之！”但这还不够，他还必须把这种精神，贯彻到基层的乡里。每个乡里，都要置一个木铎(木铃)，选派一些年长之人，每月六次，边走边宣讲“劝农务本”的道理。各乡里还都置有一面鼓，凡到农忙季节，每天清晨，击鼓催农民下田。有懒怠不务正业的，由乡里老人督责，里老若不劝督，则要责罚。各村镇乡里，都张贴着《教民榜》，上面写着：
一、河南、山东农民中，有些人懒惰，不肯勤农务，以致衣食不给。朝廷已尝差人督教耕种。今出号令，此后止是各该里敬请老人劝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农种时月，五更擂鼓，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若有懒惰不下田者，允许老人对其责决。务要严切督导，见丁着业，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勤督，农民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
二、如今天下太平，百姓除本分纳粮当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以足衣食。每户务要照依号令，如法栽种桑、株、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以做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使用。遇俭年可以当粮食。此事有益尔民。乡里老人，平常应提督点视。敢有违者，予以家迁化外。（把懒惰之家，迁至荒漠，作为惩罚）
“教民榜”的内容，详明而严厉，易为农民所理解，所接受，而且这些耕种的规定，都有法律赏、惩为后盾。在这层层督教之下，出现了一幅鸡犬相闻、耕牛遍野的繁荣的劳动和生活景象。
朱无璋的《教民榜》，在劝农安民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有的史学家在谈到这些情况时说：“对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与历史上的帝王们，加以比较，朱元璋确实是很突出的。”
（事据《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