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农民。生于1925年，从小就失去了母亲，随着爷爷干活，爷爷很严历，十来岁就到大井去挑水，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只能供叔叔读书，他忠厚耿直善良，能吃苦耐劳，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一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没有一样爱好。一辈子当了几十年的“生产队队长”，负责全村的生产劳动和各种繁杂的事物，由于把队里的东西看的太紧，也得罪了一些人，有人骂他、打过他，他也没有什么怨言，继续带领着大家辛勤劳作，到年终算账分红的时候总是比其它的队高很多，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他当村干部，和别人不一样，总是把家里的东西往队里拿，只要家里有的，队里用的着的，他都拿去无偿的给公家用，比如盖房子用的木料背着奶奶拿走，为此奶奶没少生他的气，也没少唠叨。

那时社会现状是贫穷的“社会主义”，家家都比较穷困。我家东院邻居一家比较懒惰，男的爱喝酒，女的爱串门遛达，日子过的总是吃了上炖没下炖，经常从我家借米、面、油、鸡蛋等，还的时候不多。我家人口多，父母都能干、辛苦劳作、省吃简用。每年秋天都要买一块草甸子领着孩子们打草，然后一车车的拉回来，垛在离家不远的道边，供冬天烧火做饭取暖。家人经常发现柴草缺了，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吱声。有一天父亲回家时看到东院邻居的女主人正在抱我家的柴禾，父亲赶紧躲开了，然后绕道回家的。过后父亲谈起此事笑着说到：如果让邻居看到自己，怕邻居下不来台、不好意思。在自己利益受到损失时，想到的是对方的感受，而且过后也没有责怪邻居的意思。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日月如梭，我已远嫁异地结婚成家，1998年父亲到我家来串门，和父亲唠家常，当说到已故的姐姐的丈夫怎么样“抓姘”（方言）时，父亲严肃的对我说：“别说别人，谁好坏自己带着。”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后来的修炼中，当我修口不够好时，就想起来这事。一个没修炼的常人都能时时要求自己的行为。那时我已经得法了，我便跟父亲弘法，父亲一下子就接受了。父亲跟我学法学功(动作还没怎么学会)，父亲识字不多，我给他准备了录音机和师父的讲法磁带拿走了，也不知后来听没听。99年7.20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父亲一辈子见证了中共邪党的淫威，由于学法不深惧怕邪党不敢再提法轮功。

早在1990年前，父亲和我姐姐商量想退出中共邪党，姐姐没同意，怕中共邪党给小鞋穿。父亲一辈子经过了中共邪党的历次运动，早已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想远离它。记得小时候村里天天开会，大队开会小队开会，田间地头锄地休息时还得学习报纸，讨论，父亲还经常到县里、“公社”开会。邪党从它窃取政权以后，就不断的给人洗脑，灌输它的邪恶主义。不让人有自己的思想，通过各次运动，往死里整善良的中国人，没被直接迫害的人也让你心生恐惧、惧怕它的邪恶，每天都战战兢兢、瑟瑟发抖的生活，在《九评》问世不久，我就给刚离世的父亲声明退出邪党。

在2004年父亲病重期间，我在姐姐家尽心细心伺候父亲两个月，因为之前答应协调人回来建立资料点做资料，为满足几大片的同修的需求。在哥哥到来后，我就离开了父亲，在我离开四天，父亲就离世了，在哥哥姐姐忙着给父亲料理后事时，我和同修带着打印机坐在长途汽车上，赶往几百里之外的同修家里建立另一个资料点……当时觉得自己能以法伟大，把大法救人的事情摆在了第一位，放下了亲情，觉得自己做的很好。父亲离世近15年了，随着修炼的成熟，总觉得内心对父亲有些歉疚，他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供我上学。虽然姐姐哥哥没有责怪我的意思，我毕竟没有做到尽孝。近年来在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经常看到大法弟子求师父救不修炼病危的家属或亲戚，或者使没有了心跳几十分钟的人起死回生，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与付出换回了他（她）们的生命，使他（她）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有了第二次生命。在父亲病重期间，我没有那样做，当时认为，人的生老病死是有定数的，有下一步的安排在等着呢，我不能插手这件事，也不敢求师父给延长生命，也可能当时理解法是受局限的，这也是一个遗憾，毕竟生在大法洪传之时擦肩而过。

父亲走了，没有什么遗产留给我们，但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为人处世的高贵品德是任何遗产也换不来的，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