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6年03月23日】
上回我们讲到唐人被抓，是在1999年，2006年三月份，唐人得知中共在苏家屯建立集中营的事，一下子， 在中共禁闭室里的恐怖体验全部翻将出来，他对我说，要写你就先写我监狱里的故事吧。唐人就是不说，我也有这种打算，因为了解中共监狱的人并不多，就是在中国，了解而又敢讲的又有几个，更何况，唐人说，主要是传达一下，那种置身鬼窟的恐怖体验，主要是总结一下，人靠什么才能够战胜死亡的恐怖。唐人所受暴力不是最多的，但他的感受还是如此叫人心碎；唐人的体悟不是最高的，但闯过了中共的监狱就是富于启迪的。
唐人跟我讲述了监狱里的惨烈故事，临走之前，讲了一段话如下：
我被抓、被判、被关禁闭的过程相当荒唐，在中共看来就是必然。和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样，1999年7月20日，看到中共的一切媒体对法轮功的指控，都是造谣，这之后，我们有的毫不犹豫，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便开始了为法轮功的申辩，讲清真相的活动。我于2000年坐火车去北京上访，“如果卖菜的不卖菜了，开车的不开车了，大家都不维护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就完了吗？如果社会道德继续下滑，大学老师都有嫖娼的，而提升人们道德的法轮佛法，你不维护，我不维护，后果又是怎样的呢？”带着这样的想法，他们要到国务院信访办去递交上访信。同行的有三个学员：一个学生，一个同学，一个学生认识的老婆婆。到北京第二天就被抓了，他们被送往本省本市第三看守所。 我在看守所总共呆了一年零八个月，这期间，雪水洗澡，六月蚊子，长期孤独，频繁恐吓，阴暗潮湿，拳打脚踢，还有不给中饭吃，队长们的软磨硬泡，故意刁难，还有每样不落的经历过来。如何善待三教九流，如何协调犯人关系，如何用各种方式讲清真相，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市“610”本来想转化我，作为一个典型。可是我在看守所期间，不仅要求炼功，还要看《转法轮》，这两点我经过绝食都实现了，号子里的人许多读了《转法轮》。后来，我又开始绝食绝水十来天，原因是市“610”关押我一年多，完全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关押犯人的最高期限，我要求无条件放人。市“610”慌了，市长也来想法子，让掉着眼泪的母亲、同窗四年的同事来劝说，命“610”主任拿着伪造的法律文件来哄骗我，此时，看守所赵所长意外的表示了对法轮功的同情，甚至，看到我极度虚弱，口腔呼出异味，所长还故意泄露了一个秘密，我很关心的本市法轮功状况的秘密。在这拖延的过程中，市长和“610”火速整理材料，罗织罪名，匆匆走了一个法律过场，把我送到了红朝监狱。坐在去往红朝监狱的囚车上，一路大雾茫茫，我的思路却很清晰：我做的事，是为自己的良心负责，并且毫无疑问也是有益于他人。这样我来到了红朝监狱，见证了中共的残酷迫害。
红朝监狱的2002年4月7日，经过二十一天的日夜折磨，我走出了中共禁闭室，伤痕累累，精神恍惚，左腿严重受伤，走路一瘸一拐。对此，无论是狱警还是包夹的打手，都想不到自己有责任。
日夜殴打我的包夹打手有四个：鲨鱼、小流氓、胡闹和淘气。胡闹和淘气内心里觉得他们是太讲义气了，尽管我身上的多处伤痕是他们打出来的，但是他们瞧着我的跛胯子，暗暗的想：“鲨鱼和小流氓，才叫舍得出手。”
鲨鱼和小流氓得知二十一天的紧闭就要结束了，就开始在厨房一样小的紧闭室里收拾铺盖。一边收拾一边对我讲：“我们也是身不由己，不是我们要动手。都是劳改嘛。” 我也在收拾行李，就是一床精品毯子，几件衣服。我把毯子折好，搭在衣服包上，试着在走道里走了几步，觉得左腿稍微的恢复了一点知觉。鲨鱼和小流氓坐下来，心想就要出笼了，松了一口气，然后他们就开始琢磨我的那张精品毯子，鲨鱼先下手，他把我的毯子抓在手里了，看着我的眼睛，把毯子举起来，晃了一晃，我点点头，鲨鱼就把毯子塞进了自己的铺盖里面。出了禁闭室，到了入监队，鲨鱼被调到另外一个监区，不再包夹我，小流氓赶快报告朱队长：“报告队长， 唐人有一床毯子在张于亭那里，我去拿过来。” 几分钟后，他把精品毯子从鲨鱼那里要回来了，铺在自己的床上，“ 唐人，我跟你换一床毯子。”他拿出一床破旧的毯子。 我接过来，铺在床上。朱队长看得清楚，却假装没看见，只吩咐了一声：“你等会儿带唐人去洗个澡。”瞥了一眼我的跛腿，朱队长匆匆走出了入监队的监室，往篮球场走去。
对我的迫害，直接是由朱队长下的命令，二十一天来，他坐在禁闭室监控器旁和杨队长打扑克、下象棋，观看包夹打手执行刑罚。朱队长虽然二十才出头，初中文凭，但因为父亲就在本监狱工作，他是在监狱里长大的，利用犯人做事，何时该紧，何时该松，什么时候用犯人的口语，什么时候用警察的工作语言，分寸的把握和相机行事，在别人是够捉摸的，在他就真不费力呢。有一次，小流氓骑在我身上大打出手，他在监控室里通过话筒制止了，这是在向我表示：我对你不错吧。但是背着我，他又给了小流氓许多体贴和特权，四个包夹打手也都是犯人，最关心自己的刑期了，朱队长这一段时间，就特别的大谈减刑是多么有可能，就是逢年过节来个假释都不是画饼子的事，他特别提到，外面的世界这几年变化很大，一百元的大票早就改版了，红艳艳的。正如他料到的，每一次鼓舞之后， 我受刑时的喊叫就格外的惨，格外的长。有一天，得知我隔壁禁闭室里的一名学员被转化了，他不免有些着急，把四个包夹犯人叫出来，就一点也不客气了：“你们都在混日子！隔壁那个保证书都写了，唐人呢，您们给老子心里放有数点，当心老子下你们的课。”这样，第二天， 我的腿就残了，提审的时候， 我连站都站不稳，只能坐在地上。就是把我打成这个样子，朱队长从未想到自己有什么责任，是的，有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他可能想：“腿都残了，唐人还面带微笑，啊，他或许并不恨我――不过，能怪我吗，打成这个样子，薛教还说不够扎实呢。”要说朱队长现在有心事，显然，那不是愧疚，那是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我得跟爸爸讲一下，这转化的工作，太累人了，我是初中毕业啊，我得换一个监区工作。当然首先是薛教能点这个头。”
要把我在禁闭室里“教育好”，这是薛教的指示。他现在正在篮球场上“三步跨篮”。他出身农村，中专毕业前身体不胖不瘦，在广东东莞打工的几年里，身体也是不胖不瘦，后来，一个监狱里的伯伯要退了，他就接了班。为了获得生存优势，他开始搞自修文凭。生活的感觉有了大大的转机，在监狱里工作，有不可为外人道也的好处。一个考试很不严肃的自修文凭拿到手之后，他就挂上一个北师大本科毕业生的招牌，自从有了这个招牌，更主要的是，对上司心理的敏感，他就越过许多年纪大的同事，爬到了监区长的级别，工作顺利，生活舒畅，不久又结了婚，到监狱里出现第一个法轮功学员的时候， 他的孩子才两岁多一点。同家庭生活相比，他的工作更能给他以满足感，因为他醉心于权力，稍微动点脑筋就能控制他人，犯人们服，队长们服，就是工作的全部魅力所在！他会把犯人养在罐头瓶里的蟋蟀悄悄拿走丢掉，他会指桑骂槐的批评队长们懈怠，这本身就是一种乐趣。由于过于关注权力，使用心计，他就明显的消瘦了，于是他就养成了打篮球的习惯。每读完一遍《毛泽东传》，他都象钢笔的墨水袋子又灌满了墨水，饱饱满满的一肚子黑，“关键不是什么主义，关键是权力和策略，象毛泽东那样注重策略，成功人士，是铜钱式的外圆内方，策略。”他喜欢轻轻抖着腿讲话，喜欢干笑，喜欢精炼的语句，尤其是知道法轮功学员水平高能听懂，他就更是长篇大论，他悠闲的盯着我脚上镣铐说：“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事情。” “脚在鞋子里是飞不了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迷得越深转化才越扎实。”“转不转化是你们自己的事，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豆腐做的。”“毛泽东有句名言：总有些人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有一天夜里，他摸到我的紧闭室里来，“十二点钟之前，你把这本材料学习学习。”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来了，问：“唐人你昨天晚上几点钟睡的？”“十二点钟。”“你不是说要学到四点吗？多下功夫啊。”他丢下这句话，不动声色，没收了包夹所有的杂志和所有的咸菜，瞪了每个包夹几眼，就走了，正如他所料，在他身后立即响起了咚咚的打人的声音， 我以后就是四点钟睡了。 我从禁闭室出来的时候，一拐一拐的，薛教脱了警服，用手转着一个篮球，从办公室出来，和我打了一个照面，篮球停止转动，“你的腿怎么了？” 我知道这是明知故问，但还是扭头看向包夹，薛教知道自己问错了，就信口说道：“要听朱队长的话，吃一堑长一智，多想问题，听见没有？去吧。”篮球又转动起来。薛教甚至没有想到我的痛苦和他有任何关系，尽管他是主管转化的监区长。他用心的打完一场篮球，打得还不赖，他经常从别人手臂下钻过去投的篮，矮是尴尬，命中率高却是公认的，这就足够了，矮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能力。他从监狱商店里拎出犯人家属给送的礼物，心想爱人见了这些礼物，至少有几天是不会拿琐碎的家务刁难他了，他愉快地驾着摩托出了监狱的门。
狱警的摩托车如果轧到了一条狗，看着狗在地上挣扎，他们也许会心生怜悯，也许几天都忘不了，但是一个活人在他们眼底下挣扎，并且是他们亲自指挥叫打叫折磨的，他们却毫无歉疚，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打人是工作，并且是中共和江xx布署的重要工作。队长们抱着这样的想法：“要说有责任，你们找江xx去好了。”而包夹打手也有同样的借口：“要说有责任，你们找队长去好了。”罪恶一直在延续，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想到要为解除罪恶负责，没想到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不大能够考虑到私家利益之外的他人利益。我之所以被戴上脚镣手铐，是因为我的想法和他们恰恰相反，我时常叮嘱自己，要保持一颗解除罪恶的责任心，我之所以伤痕累累，一瘸一拐还不转化，也还是因为我要为自己的良心负责，因为这同时有益于他人。
这是一种理智与昏聩的对比，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这是关乎人类道德与尊严的大事，这里孕育着的希望，不久的将来，所有的人们都会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