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3年06月18日】
一、执法不公，国之大患！
唐朝戴胄做大理少卿（官职名）时，有一次，长孙无忌（唐初大臣，为唐太宗皇后之兄）被召进宫，他随身佩带的刀，没有解下来，就进东上阁去了。尚书右仆射（官职名）封德彝，论断监门校尉没有发觉，以“故纵罪”论处，应判死刑。而长孙无忌应当判刑，但准许他用金钱赎罪。
戴胄向唐太宗奏说：“校尉和长孙无忌的罪行相等。臣子对于君父，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有差错失误。法律规定：皇上所用的汤剂、饮食、舟船，如有差误，不符合规定的，都应该判死刑。现在，您皇上念长孙无忌功劳大，要原谅他是可以的。如果只轻轻处罚一下长孙无忌，而把校尉杀掉，这样的处罚，是不公平的。算不得是正确执法。”
唐太宗说：“法律对全国人民来讲，都应该是公平的，我怎么能够包庇亲戚呢！”立即命令对此案重新讨论。
封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意见，太宗准备同意。戴胄反驳说：“校尉是由于长孙无忌才犯了这个失职罪，按法律规定，他的罪还轻些。如果二人都是过失差误的话，对他不能独判死刑。执法不公，国之大患！”
经过讨论，长孙无忌和校尉，都免去了死刑。
(出自《折狱龟鉴》卷三)
【附言】
长孙无忌误带佩刀进宫，监门校尉没有发觉，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他们二人，都犯了死罪。可是，封德彝却论断校尉应当判处死刑，而对长孙无忌却从轻处理。长孙无忌是太宗的亲戚和功臣，太宗是决不会因此事杀他的。因此，封德彝不管法律公平不公平，为了阿谀皇帝，就提出了这条歪意见；而且明明知道不对，还要坚持到底，视人命如儿戏，这种作风是非常可鄙和可恶的。
戴胄则完全不同，他坚持执法必公。从案件的性质来讲，都是失误，二人的罪相等，依法都应处死；从犯罪发生的原因来看，“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现在无忌不杀，校尉则不应该独死，这是公平合理的。当太宗将同意封德彝意见时，戴胄据理力争，结果使太宗不得不同意，从而挽救了校尉一命。
通过此案，给人们摆出了两面镜子：一面是为了阿谀逢迎，取得皇帝的欢心，不惜枉法徇情，牺牲别人的生命，来达到自己可耻的目的；另一面，是不惜触怒皇帝，不怕得罪权贵，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把自己正确的意见，坚持到底。一反一正，泾渭分明，何去何从，难道不值得我们现今的司法工作者，深细思之吗？
二、办案应以公平、宽恕为本
青州发生了一起造反的案子，州和县里，追捕余党，把监狱都关满了。唐太宗命令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前往复查审理。
崔仁师到达当地后，把所有那些余党的脚镣手铐，全部去掉，又给他们饮食，还让他们用热水把身上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对他们进行宽慰。最后只把十几个为首的囚犯，判了罪，其余的人，一律予以释放。
回到朝廷汇报后，太宗就准备另派一个特使前往处决。这时，大理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这次你平反了那么多的犯人，按照常理来讲，哪个人不贪生?假如被你判死刑的那些罪魁祸首，看见他们的那么多伙伴被你释放了，而不甘心，反转来咬你一口，看你怎么办?这事，我非常替你担忧！”
崔仁师说：“办案子，应当以公平、宽恕为本！怎么能够为了使自己不冒一点风险，知道别人蒙冤受害，而不去替他们平反昭雪呢?即使我一时头脑发昏，认识不到，万一把人放错了，而要加罪于我，那么，用我一条生命，却换来了十个‘囚犯’的生命，也是值得的。我也是心甘情愿干的！”孙伏伽听后，很惭愧地走了。
等到特使到达该地，重新审问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时，那些犯人都说：“崔公办案，公平宽大，合情合理，没有一点冤枉和诬滥的地方。我们都受到感动，甘心伏罪，请赶快处决我们吧!”死刑犯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出自《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附言】
办案时，审判人员都应力求把案情弄得清清楚楚，把案犯判得十分准确，合理合法，不枉不纵，令人口服心服。要做到这点，当然条件很多，如业务水平高不高，工作作风好不好，等等，但最要紧的一条，还是能不能作到实事求是，大公无私。贪赃枉法，固然另当别论；如果心存顾虑，怕这怕那，处处先为自己着想，那是一定办不好案子的。
在本案的处理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假使当时唐太宗不是派崔仁师去，而是派孙伏伽去审理，那不知要多杀多少人。因为他孙伏伽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执行得准不准，犯人受不受冤枉，而是考虑他自己会不会冒风险，被犯人反咬一口。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将法律摆在第二，这样做，怎么能够把案子办得正确呢?崔仁师完全不是这样，他把案情弄清楚后，只将首犯十余人判罪，对其余的从犯，一律予以释放。在释放时，还“悉脱去扭械”，“与饮食汤沐”，并“宽慰之”。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罪，把他们捉来关进监狱，就是冤枉！知道他们蒙冤受屈，为了“自规免罪”，而不替他们平反昭雪，这算什么法官？哪里还谈得上“平恕为本”？崔仁师是这样想、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到了。他把监狱里的从犯，都予以释放，而这些所谓犯人，又都是涉及造反的罪行；都是大逆不道，非同小可的。杀错了，问题不大；放错了，那可不得了。如果是出于私心，就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可是崔仁师，不顾这些，“悉释之”。倘若没有实事求是、严格依法办事的精神，是绝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尤其是他那坚强的决心，万一放错了，将来要追究责任，他也愿意“以一身易十囚之死”。这样的法官，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赞叹，无怪乎孙伏伽听了之后，“惭而退”。
现时的中国人民，特别需要公正执法！审判人员在办案时，一定要学习崔仁师的精神，宁可自己冒杀头、坐牢的风险，也要严格遵守法律，把案子办得公平合理，绝不能冤害一位好人。中共制下的司法人员，你们要速思明理，悬崖勒马。善恶有报，天惩即至，为自己留条后路吧！
三、苏无名时刻心系治安，勤政明鉴
唐朝武则天皇后，赐给太平公主很多钿器金宝，过了一年之后，被人盗走了。
武则天大发脾气，责令洛州长史以下官吏，紧急破案，务要捕获强盗。那些官吏士卒，到处巡查追捕，毫无线索，束手无策。忽然在路上碰到了在湖州当别驾的苏无名。大家就把他请到县里去，然后向县尉报告说：“强盗已经被抓到了。”县尉连忙去讯问，苏无名说：“我是湖州别驾啊。”
县尉批评吏卒：“你们怎么胆敢诬赖、侮辱苏别驾？”苏无名说：“你不要责怪他们。我历任官职，所到之处，揭发奸邪，抓捕案犯，是出了名的，他们听到我来了，故意诬赖我是强盗，目的是要我给他们解围。”
于是，苏无名请求会见长史，让他向朝廷报告，约定在十多天内，把强盗抓到。武则天同意了他的意见。
苏无名暗暗布置并告诫吏卒：“在首都的东北门，等候、观察，如有十多个胡人，穿着孝服，腰系麻带，出城到北邙山去，就立即紧跟在他们后面，并随时把所见到的情况，报告给我。”
果然不错，不久便见一伙胡人，去到新坟前面，摆下祭品祭坟。他们虽在哭泣，但没有一点悲哀表情。过了一会儿，他们把祭品收了，又互相望着坟的旁边发笑。
苏无名得知后，就下命令把他们都抓起来，然后将坟墓挖开，把棺材劈破一看，所有被盗窃的宝器，都藏在里面。
武则天问这是什么缘故？如此神速？
苏无名回答说：“我初到首都来的那天，正看到这班胡人出葬，把情况一了解，便知道他们是强盗，但不了解他们的坟墓在哪里。今天是清明节，预料他们一定会出城去祭扫的，所以派人跟踪，找到了。他们哭而不哀，是因为所埋葬的不是人；遍视坟墓，然后发笑，是因盗取来的东西没有损失啊。”
武则天称赞他作得好，给他提升了两级。
（出自《棠阴比事》下）
【附言】
这案破得很好。好在苏无名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周围事物，发现可疑迹象，就仔细观察，深入了解，等到情况掌握在手，认为证据确凿可靠，就采取断然措施，一网打尽，完全破案，神速破案！发挥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排除了主观臆断的作法。当他来到首都时，见到一班胡人出葬，形迹可疑，他发现了问题，但并没有把怀疑当事实，立刻动手，大惊小怪，打草惊蛇，而是派人“伺察”、“即踵以报”，这就是仔细观察，深入了解。等到知道诸胡祭奠情况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乃使擒之”，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哭而不哀者，所葬非人也”，所葬非人，一定是所盗赃物——钿器金宝； “巡冢而笑者，爱物无伤也”。判明准确无误，完全可以下手了。最后“发其冢，剖棺视之，宝器在焉”，这是必然的结果，是用证物来彻底证明这案破得准确，使强盗们哑口无言，使其他人首肯心服。
苏无名平时注重观察奸盗，心系社会治安，为人正直明鉴。苏无名“擒奸捕贼有名”，确实名不虚传！天后称善，“迁秩二等”，受之无愧。
苏无名本来想不出名，故署以“无名”之名，只顾实干，以惠黎民。到后来却名声大震，千秋留美名。“吉人自有天相”“神佑善者”：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