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十七)

刘如


【正见网2018年12月25日】

《贞观政要》进入第二篇《论政体》,很多人会感到奇怪,为何通篇讨论的内容都是在讲君臣各自的责任或者说本分呢?关于国家政体的认识,到底是什么呢?管理学的关键、夫妻之道,究竟体现在哪里呢?我们先看唐太宗对臣子职责的认识。

看唐太宗论臣道

《论政体》的第四段原文: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该段大意是说: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身边的侍臣说:“朝廷设置中书省、门下省这样的机要部门,其官员是通过严格择选人才而来,你们身居要职,担负的职责是十分重大的。(皇上)下达的诏书和政令如果发现有不稳妥,不合适的地方,大家必须秉公论事,指出错漏。然而近来我却发现大家只会唯命是从,顺情做事,唯唯诺诺,苟且安身,得过且过,没有一个人敢秉公直言进谏,这岂是朝廷的为官之道?如果朝廷要臣只是机械地发布诏书,帮助起草诏令,只懂得文书的格式进行抄抄写写,那谁不会做呢?又何必千辛万苦地选择官员,委以重任呢?从今以后,下达的诏书如有疑虑不妥,大家必须严格指出,不能因为害怕冒犯了我,明知圣旨有错而沉默不言。”

这段话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太宗对大臣的职责,认识得非常清楚,话中其实也涉及到了具体的中央政体的管理形式——三省六部的体制。这些具体的形式,并非这本史书要重点阐述的实质,因为每个朝代的管理体制,官员设置,都会根据自己的具体国情,进行调整变更,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关键是无论具体形式如何,都要清楚认识自己身处的职位,到底应该承担的分内职责是什么?自己身居要职,这个职位到底是做什么的,对整个国家来说,你的责任是什么,作用是什么,是否履行了自己该有的义务。不仅是做事,还要知道自己为何要做这件事,处理的这件事,站在整个国家的角度看,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所以太宗强调的不是外表的管理体制如何构成,他强调的是每个大臣,要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唐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的大臣是辅佐皇帝商议国家大事、军机要务的,中书省根据商议的结果替皇帝起草诏令,而门下则主要负责对起草好的诏书政令进行审查,有驳回的权力。太宗非常清楚,国家大事需要十分谨慎,皇帝一个人的想法,会有疏漏不妥之处,即使商议过,具体成文时,还会出错,需要大臣严格把关。如何严格把关呢?就是敢于指出错漏的地方,不惧怕个人的安危,因为臣子是国家的大臣,不是皇帝私人的,应该考虑的是国家和百姓利益,而不是皇帝一个人的喜好,只为讨好皇帝或者上司,碍于情面或者自身安危不敢说话,才是对国家不忠,对皇帝不忠。因为这样一来,最终伤害的不仅是国家百姓,也让皇帝犯错而不自知,最后导致失去民心,被百姓抛弃,江山岂能长久。表面看起来讨好了皇帝,实则是只顾臣子自己的私人的前途安危,到头来只会危害社稷,危害皇帝,陷皇帝于不义。这才是不忠不义的臣子。要这样的不懂要责大义的臣子有何用呢?

太宗非常明理,知道只有敢于直言进谏的臣子,才是真正的替皇帝着想,真正懂得爱护自己的忠臣。此为君子之爱。所以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太宗能这样认识臣子,就不会让那些一味奉承自己的不仁者靠近要职,侍奉在自己左右。上梁正,下梁才不会歪,政治必然清明。

事实证明,太宗的治理,正因为君臣同心,对国家的治理、政治的实施本质实乃共同担负彼此责任的认识十分清楚,这才将国家治理成历史上最辉煌繁荣的太平盛世。

君臣百姓实为一体

太宗为何对大臣的职责认识得如此清楚呢?原因之一就是历史的教训,尤其是隋朝灭亡的教训。所以他对政体的认识就是君臣一体,其实就是君臣百姓一体的观念。他首先教育大臣,君臣的命运是共存亡的关系。所以秉公办事,不能徇私偏执才如此重要。

在《论政体》的第二段就记录了太宗这样的认识: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该段译文如下: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门下省官职,主要侍奉在皇帝身边)王珪说:“ 中书省所草拟发出的诏书告令,门下省应该颇有不同看法,或者会发现错漏而指出纠正。 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原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错失。人的意见,常有不同,错漏在所难免,大家也都是为了公事而争论,应该公私分明,心胸坦荡,直言不讳。但有的人对自己容易护短,不愿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就在心里暗自怨恨;而有的为了避免矛盾,互相顾惜面子,明明发现有的意见和做法不属政事,仍然拿去施行。这种迁就某个官员私情的做法,就会成为万民的大害,实在是亡国之政,你们特别需要注意防范。

隋朝时候内外大小百官,办理政事违背人心公道,而酿成祸乱,人多不能深思其中的道理。当时那些官员都以为灾祸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当面说好话,惟命是从,背后才来表示各种不满和非议,以为这样能保全自身,谁都意识不到这样为官是很大的祸患;到后来大乱一起,家和国统统丢失,即使有脱身的人,虽没有遭到刑戮,也是吃尽苦头仅免一死,还要受到世人的舆论谴责。你们身为大臣特别应该注意灭除私情,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互相启发帮助,不要上下一个腔调。”

太宗是通过这样的告诫,鼓励大臣敢于秉公直言,辅佐他管理好整个国家,否则,国君失去江山,大臣百官也不会有好的下场,君臣本就是一体的。为了私情不秉公办事,不敢得罪上司,看似一时保全自身没有危害,实则是最大的祸患,太宗非常清楚,大臣只会奉承说好话,不敢当众指出错误,危害的是整个国家,无论君臣百姓,都要遭殃。太宗真不愧为圣明之主。指出为政的要害。也就是敢于以史为鉴,指出政体健康运作不在具体形式,而是君臣都能清醒认识彼此的责任,以天下苍生为念,而不是自己个人的私利,否则,国破家亡,这才会真的失去一切。还要留下千古骂名。

太宗在该篇中还留下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的说法,更加清晰地告诉后人,国家有如人体,治国如同治病,君臣百姓实际就是一体的,真的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大家都要互相珍惜,开诚布公,我们看到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他没有别的,就是将公司看作一体,员工上下共命运,对大家开诚布公,尽职尽责。他常常说自己最大的待人之道就是在尊重和珍惜彼此的基础上,直率地说出真话。这些治国管理的要道,对于处理夫妻关系,明晰夫妻各自应尽的责任,共同处理家政,都是良好的借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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