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四）：回首修炼路

鼓舞；帮助；砺炼

身处魔难之时，会比平时更深刻的感受并体验到师尊的呵护、加持、鼓励，同修的帮助，及同修缘份的珍贵。

二零一一年十月被绑架之后当天就被非法关押到了看守所，先后在两个号（监室）里呆过。每个号里大概有二十人，总是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表面看来是因为看守所为了将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们隔离开，避免这些修炼人交流并形成整体。深层的原因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同的大法弟子和不同的人群有着因缘关系，需要救度各自应该救度的生命群体，并了结各种缘份。里边的常人听我讲真相的方式各不相同：有直接听我讲并与我交谈的；有在一边默默的听的；有的显的玩世不恭，什么也不听、不在乎的样子，不过也或多或少听到了一些；完全拒绝听真相的也有，不过很少。有一个人说自己的老家在师尊的家乡长春，不止一次的问我一些与大法真相有关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与我“探讨”，我就趁机给他有针对性的讲，一一破除他的迷惑，别人大多也都在旁边听。其中一个人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不理睬别人，只低声跟我说话。我给他讲真相，劝了三退，他非常诚恳的许诺出去后要找《转法轮》看。

转到劳教所之前，在拘留所呆了五天左右。号里有不到二十人，也是只有我一个大法弟子。我每天给他们讲真相，多数人都听的比较明白了。白天他们坐板（被关押在看守所和拘留所的人被强迫以一定姿势长时间坐在占据房间地面绝大部份的硬木板上）的时候，我在他们中间打坐炼静功。有一次一个管教开门進去，当时我正在炼静功。不知道他是在监控里看到我在炼功才去的，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去的。我听到他对那些人说：“其实炼法轮功也挺好，——修身养性。”也没打扰我，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每天有一个小时放风的时间，他们在院子里闲聊，我在他们旁边炼动功。法轮桩法的时间长短不很容易把握，但是每次四套动功全部炼完，一般都接近一小时。有个观察比较仔细的人开玩笑说：“你一炼完功，我就知道放风时间快结束了。”

就要离开拘留所转到劳教所的前一刻，我和他们道别。没想到他们提出要求：“唱首歌吧！”我微微一笑：“很抱歉，我还真没心情唱歌。不过我可以给大家朗诵一首我们师父写的诗。”“好啊！”他们立刻鼓掌，表示同意。我站在门口，朗声背诵《洪吟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  意志金刚铸  生死无执著  坦荡正法路”背的时候自己觉的很受鼓舞，那感受与自己在心里默背是不一样的。不料他们嚷起来：“哎，不行不行，这个太短！再来一个！”“对对，再来一个！”我一听，很高兴，心想这倒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便说：“好，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长一点的，也是我们师父写的诗，题目叫《心自明》。”“好！”他们高兴的鼓掌，气氛变的更加热烈。我于是郑重的背诵《洪吟二<心自明>》，抑扬顿挫，他们听的格外认真，鸦雀无声，只有我背法的声音在屋里回荡。结束后，他们再次热烈鼓掌，很是开心。

头半年在看守所和劳教所的时候，没看到大法的一个字，每天除去背法、发正念、和断续的讲真相之外，就是向内找，很痛苦的向内找。痛苦的主要原因在于，我觉的自己没修好，没做好，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使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变成了现实，不知道会给众生造成多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半年当中，我常常在自责的强烈痛苦中煎熬，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执着。

被关進劳教所大概三、四个月之后，我还是处在很痛苦的自责之中。一天晚上，我意外的做了一个梦。梦中显现的是我和地球上属于我的宇宙体系的众生，时间好像是正法结束时的一个瞬间。在大光明中，我浮在空中，不是盘坐在莲花座上，而是赤脚立在半空，白人神的形像，身上围着一大块洁白的类似袈裟的织物，右肩袒露，正要离开地球和三界，飞升返回自己的天国世界。大地上有无数的众生，都是从我的宇宙体系中不同境界里来的，已经全部获得救度，也都要返回去，不过都要在我离开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才回归他们各自的天界。他们形像差异很大，有的是人的形像；还有无数的生命显现的是树木和麦子之类庄稼的样子，挤满了大地，一望无边，延伸至天际；还有显现其它形态的，包括儿童怀里抱着的布娃娃。所有的生命，无一例外，仰头望着我，个个快乐无比，笑逐颜开。我当时好像没有任何思维，俯视着大地上的众生，右手上指苍宇，含笑朗声用英文说道：“See you up there!” 所有生命轻快的左右摇摆着，以极大的快乐齐声回应：“See you up there!” 然后我又用中文说：“天国世界见！”他们摇摆着快乐的回应：“天国世界见！” 所有生命表现出无尽的欣慰与快乐，别无它念……

我忽然醒了过来，意识到刚才是在梦境中，而现实中自己还是在劳教所，并发现自己竟然满头满脸及整个上半身大汗淋漓，枕巾和床单已经湿透了一大块。而当时正是冬天，室内温度很低，平时夜里睡觉的时候从没出过汗。我忍不住惊讶于刚才梦境那种强烈的意外感与真实感，其清晰难忘的成度是之前之后做过的梦都无法比拟的。考虑一番之后，我决定把这个梦境写出来，因为我相信最后的真相在具体细节上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最后的真相现在是不会给我们具体的显现出来的。我知道这是师尊对我的慈悲鼓励，目地之一是去我过于自责的执着。但当时我感到那就像是真实的亲身经历，令我深受震撼；而且梦中的场景和醒来后所处的现实环境反差如此之大！我忍不住就想：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呢？是师父在鼓励我吗？点悟我该我救度的众生最终都会被救度，要我振作起来，不要过于担忧和自责？可是我值得被师父这样鼓励吗？虽然心有所虑，不过这也的确使我受到了鼓舞，减弱了那种极端自责的痛苦，开始更冷静更理智的看待这一切。

在北京被非法关押的半年当中，我不能通过任何方式联系家人。在北京新安劳教所的时候给家里写过几封信，但是后来才知道劳教所根本就没给我邮寄。二零一二年新年前后，劳教所假惺惺的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准许被关押人员里给家里打电话拜年，但是必须要事先写申请，里边的常人好像都写了申请，然后排队打电话。管事的常人犯人告诉我，我要是写了“四书、五书”（即所谓的“转化书”），再写个申请，也能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当面拒绝了，他好像也知道我会这样答复，没再说什么便离开了。我对情看的很淡，这种对亲情的所谓考验对我不管用。迫害开始之前，在我的鼓励下，我父母听过师尊的一部份讲法，也炼过功，我弟弟也读过《转法轮》，但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真正相信大法，不是发自内心在修炼，只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尝试而已。迫害开始之后，他们被邪党的恶毒造谣宣传迷惑，而且非常害怕，所以很快就彻底不炼了。我父亲的情很重，再加上对邪党认识不清且惧怕，那些年当中表现的状态就是，为了苟且偷生和暂时保全家庭，是非正邪不愿分辨，也不听我讲真相。二零零零年我第一次被迫害之后，他不是谴责施加迫害的邪党，而是怨恨大法，认为我修大法是误入歧途。我唯一担心的是，这次我被迫害会不会使他加深对大法的误解和怨恨？在这魔难当中，他们作为我此生的亲人，也是在承受，虽不修炼，却在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很好的基础。可是如果对大法的误解与怨恨不能化解，那对他们来说就太危险了！

北京新安劳教所有一个队，就在当时我所在楼的第二层（我在一楼的队里），编号为二队，被常人称为“法轮功队”，整个劳教所里的大部份大法弟子被集中在那里变本加厉的迫害。后来从里面出来的同修给我讲过里边有多么邪恶。关押在那里的常人都是被安排去当“包夹”替劳教所迫害修炼人的。“包夹”们晚上轮流值班，盯着不转化的同修，不许睡觉，以达到摧毁他们意志的邪恶目地；每天都不断的侮辱和谩骂；强迫他们看污衊大法的视频；恶警对他们酷刑折磨；……那是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据我所知，里边的修炼人多数被强制“转化”。有一位同修绝食抵制迫害，拒绝“转化”。我得知他的情况的时候，他已经绝食七个月了，被强制灌食，不能站立，不能行走，奄奄一息……多么希望他挺过来了！可是离开那个劳教所以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只是我所知道的。那么多年当中，那个邪恶的黑窝对大法弟子犯下的罪恶之大，必是世人所无法想象的。而北京新安劳教所和里面的二队也只是中国大陆庞大的迫害机器中的一个小零件而已！我在不同角度上亲眼见证了旧势力对大法修炼人毁灭式的邪恶“考验”。

我没有被关押到那个队里去。有几次我曾经想过，如果我被关在那里边，每天遭受着那种非人的折磨，我能承受的了吗？看守所和劳教所都没有过份迫害过我。可能是由于历史的或其它的什么原因，或者是我的心性和正念还算是达到了当时应该达到的层次的基本要求，所以师尊呵护我，邪恶也没有办法，不敢过份迫害。曾有警察被指派做我的所谓“思想工作”，企图从理论或思想上迷惑我，但是没人强制我写什么“转化书”之类的，狱警们连“转化”一词都没跟我提过。整个一年半的被关押过程毫无疑问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但实质上却变成了一个强化修炼、砺炼的过程，而不是极端迫害的过程。

在北京的劳教所时，不仅学不到法，同修之间接触都很困难。每个监室里只有一个大法弟子，平时同修之间连彼此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偶尔碰到机会俩同修之间能传张纸条，这是唯一的交流方式。因此更觉同修缘份的珍贵，彼此之间也特别关注。一张纸条，短短几句话，都是很大的鼓舞。其实这和整个中国大陆的情形是很类似的，只不过是更极端而已。在大陆的邪恶环境中，虽然同修之间有时存在人心的碰撞，甚至于彼此面对很复杂的情况，但是很多同修见面不易，相见之后往往格外亲切，初次见面，都会竭力相助。高压之下，心与心之间距离更近。这种感受是没有在大陆生活、修炼过的国外同修所无法体验的。有俩位我熟悉的同修曾经从大陆去台湾呆过几天，在炼功点见到台湾同修后，她俩心情激动，百感交集，近乎落泪。看到她俩的样子之后，台湾同修有点摸不着头脑，用迷惑不解的眼神看着她们。

后来的一年是在辽宁一个劳教所度过的。这个劳教所离那个极度邪恶的马三家教养院不是很远，但整体环境却是天壤之别。里面的警察原来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是很凶残的，但是到我和另外几位同修被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再为邪党卖命，不再迫害大法弟子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没有转化任务”。这在本质上是正法進程的反映，而在这层空间的关键促成因素之一就是，当地的同修配合的很好，在整个城市讲真相的力度很大，使那里很多人包括大部份警察明白了真相。虽然里面的个别警察曾经企图通过对我们这些修炼人加强“管制”的方式挽救他们劳教所的颓势，但是另外空间起操控作用的邪恶因素被解体之后，他们的企图刚有了个想法便胎死腹中、烟消云散了。当地同修找劳教所及其上级部门，要求无条件释放我们，同时经常到劳教所去看我们，鼓励我们，送给我们电子书，包括《转法轮》和当时全部的讲法、经文在内，每次都必带一大堆食品，有时候还带衣服。我们每天都会读法、抄法、发正念、炼功、交流、讲真相，除去每月给家人打一两个电话之外，与外面的社会没有任何联系，几乎算是隔绝尘世，集中精力“专业修炼”。

我们大多早上三点多起床炼功，然后学法。每次双盘炼静功的时间都是一小时，有一次我决定延长时间，看到底能坚持多久。随着炼功时间延长，右腿大腿根和左脚脚踝都很酸痛，越来越厉害，虽然还能坚持，但是觉得大概时间也不是很短了，便出了定，发现炼了两小时十分钟。从劳教所出来以后，总觉的时间紧，每次还是打坐一小时，没再炼过那么长时间。

我们在一起的同修性格差别很大，修炼状态各异，对法理的领悟也不同，但在各个方面都配合的很好，各有分工，在修炼与生活上互相帮助，结下了一段非常珍贵的缘份。我们买了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大笔记本用来抄法，《转法轮》完整的抄写了五套，也抄写了《精進要旨》、《二十年讲法》、《二零一二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和其它一些经文、讲法，装起来就是一大袋子。我负责保管手抄的大法书，每天发给同修们读，晚上休息前收起来保存好。偶尔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我们几个相互配合，保持正念，迅速应对，每次都是有惊无险。里边的常人（真正的劳教人员）都被我们成功的讲真相劝了三退，而且，在我们的帮助下，有六、七个常人先后读过《转法轮》，还有人把《精進要旨》也读了。在那种高压的小环境里，带有非正常的、或多或少犯罪心理的常人们帮派倾向非常明显，帮派内都存在着严重的利益之争。用常人的认识来说，我们这些炼法轮功的都很正派，而且特别团结、心很齐，和别人也没有任何利益瓜葛，那些常人都看在眼里，还看到外边有大法弟子不断的去探望我们，给我们送好吃的，只要有一个同修接见回来，同修们都一起分享食品，衣物也是给最需要、最合体的同修穿用，从不据为己有，所以他们都很羡慕我们。曾有常人忍不住问：“我能加入你们法轮功么？”

只要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那个劳教所，当地同修就去看望他们，而且谁去看哪个被关押的同修，大家都是事先协调安排好了的。当时我们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中有一位同修的家就在当地那个城市，他的妈妈同修及时的为当地同修提供了必要的信息，使大家的协调工作更为有效。专门去看我的是俩位阿姨同修——刘阿姨和杜阿姨。俩位同修真是可亲、可敬！她俩性格不同，一个比较耿直内向，一个比较开朗外向，一静一动，相映成趣，却都使我感受到她们稳健扎实的修炼状态。她们俩位的探望和帮助使我更为深切的体验到，同修之间的那种珍贵的缘份和无私关切，是尘世中的亲情所无法比拟的：亲情是被情带动的，局限在人的层次，本质上是为私的，而同修之间的关切与帮助却是无私的，是大法弟子间的神圣缘份在人世间的重要体现。俩位阿姨第一次去看我的时候，警察把在押人员的名单拿出来，说：“你们想接见谁，自己找吧。”找到我的名字后，还需要填写接见信息，有一项是“与接见人的关系”之类的内容，警察对比较开朗外向的杜阿姨说：“就写母子关系吧。”从此，同修们只要跟杜阿姨提起我，就笑称“你大儿子”。从劳教所出来后每次给她打电话我也自称是“大儿子”。每次接见的时候，我和俩位阿姨隔着玻璃通过话筒交谈，偶尔通过没有玻璃的小窗口直接面对面说话。虽然每次见面时间都挺短，交流内容也不便说的很直白，但是俩位阿姨同修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刘阿姨的质朴与耿直让我感动到几乎落泪；杜阿姨那双大大的眼睛同样让我无法忘怀，闪现出慈悲与智慧的光芒。出劳教所之后，同修们去接了我，带我去了当地同修家，见到了很多同修。因为俩位阿姨同修给我买过衣服与很多食品，我拿出一千元人民币，算是一点谢意。俩位坚决拒收，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这也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后来我就把钱捐给了资料点。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及恢复自由以后，我原来生活、工作的城市有好几位同修不断的帮助我。有俩位同修，海伦和燕子（皆为化名），姐妹相称，我也把她俩当成姐姐和妹妹。二零一一年十月我被绑架的时候，我和海伦大姐相识也不过几个月时间。我被绑架后，她俩与另外俩位同修花费了很大的时间和精力，为我整理了所有的物品，帮我搬了家。一位同修经济上并不宽裕，却用自己的钱付了整整一年的房租放置我的家具和物品。后来另外一位同修大姐（当时我们彼此并不相识）把我的所有家当转移到她家人的一处无人居住的空房子里。在我出劳教所之前，她一连好几天每天下班后都特意去那儿洗我的衣物、被罩、床单。从劳教所出来，到了那里，见到这位大姐之前，先是看到我所有的衣物都洗的干干净净，叠的整整齐齐，顿生感激与感慨：根本都不认识，却能如此无私的付出！我恢复自由以后直到来美国之前的几个月间，就住在那里，而且大姐分文不收。海伦和燕子曾经从黄海之滨跋山涉水到辽宁那个劳教所去看过我两次，并因此与辽宁当地同修结下了深厚的缘份；后来我出劳教所的时候她俩又和别的同修去接了我。二零一三年八月，我准备好要来美国了，她俩陪我从北方远道去了香港国际机场，在安检口分别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的思想空空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只见海伦大姐泪水夺眶而出，哽咽难抑……

在那段特殊的时期，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为我走好那段修炼路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保障，而且使我的家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更正面的认识。我不知道如何回报他们，但是我会将他们为我付出的一切铭记在心，这也是我自那以后精進修炼的额外的动力之源。

有一次，和阿姨见过面之后，我走出接见室，两手提着两大袋子食品。陪我的警察只有一个，他对我格外关照一些。他边走边感概的说：“你们的朋友遍中国啊！”很显然，他说的“朋友”指的就是同修。我笑了：“不只是中国啊，我们的朋友遍世界！”后来我听同修说，有一个警察——不清楚是关照我的那个，还是另外一个——曾对一位同修感叹道：“唉，你们在这里，有人来看你们。将来我们有了难，谁管我们啊？”可见，那些警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是有比较正面的了解的，对他们自己在那个迫害机器上所处的位置是心知肚明的，对自己未来可能的去向不是毫无顾虑的。大法弟子所言所行，表现出来的正气与无私，都被世人看在眼里，并非特意为之，却可以成为使世人受到震撼、進而对大法与大法弟子树立正面认识的一种最有力的方式。

我们被从北京转到辽宁的当天，辽宁的劳教所里出现过异象：就在我们到达之前，那里突然有暴风雨来袭，而我们到达之后，那里已经雨过天晴，风平浪静了；暴风雨中，一阵强风把旗杆刮倒在地，里面的警察都很诧异，觉的非同寻常，但又不明缘由。从此那里再也没有升过中共国的血旗。劳教所里共有两个队，我所在的队里曾有五、六十人，后来不断有人或刑期已到或想方设法缩短了刑期，缘份了结，陆陆续续离开了，剩下的人越来越少。我离开的时候，人数已经很少了，警察只好指定同修当在押人员的负责人。整个劳教所看起来没什么人气，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正是迫害走向穷途末路的绝佳反映。那几年中，关押在那里的大法弟子都提前半年左右被释放；而二零一三年正好又是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被废除的时候。所以我提前半年被无条件释放了。

“今天的大法弟子为了救度众生，没有局限任何修炼环境，在全社会的任何环境中都能修炼，开创了这么大的一个修炼环境，就是因为要救度众生。”（《二零一五年纽约法会讲法》）迫害是被旧势力强加的，是不被承认的，虽然它们强加这些魔难有它们的藉口。不过，邪党的黑窝那种非正常的环境也阻挡不了大法弟子修炼和救人。师尊将计就计的利用了旧势力的安排，将旧势力的迫害变成让我们提高的一个途径，而我的那段经历也正是如此。在那特殊的环境中修去各种人心，尤其是怕心，并在修炼的很多方面成熟起来，不是退步或被旧势力毁掉，而是有更大的提高。人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中修掉，不一定非得在邪恶的黑窝里，但是既然事情这样发生了，同样可以利用，同样可以修炼。在那样一种压力更大的、“火烧的更旺”的特殊环境中，经过魔炼、砺炼之后，可以更扎实的提高上来。

从二零一一年十月被绑架到二零一三年四月被释放，据我记得，我至少被验血四次；也被体检过几次，看的出来他们关注的是内脏和眼角膜。当时根本无法确知是否旧势力安排了低层邪恶对我下毒手，活摘器官。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否定它，请求师尊，如果旧势力有那种恶毒安排的话，求师尊将其化解、破除。我最终平安脱离险境，保全了人身。这意味着我有机会在修炼路上继续走下去，有机会走到正法结束之时，有机会完成自己既定的使命。这机会来自于创世主的极大慈悲与恩赐！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准备再次申请赴美签证。被迫害整整一年半时间，工作也没了，就邪党社会的常理来看，估计工资也早停发了。记得被迫害前有点积蓄，但数量很有限，如果拿到签证，付了机票费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到了美国也不可能马上就能有收入，只恐一时很难维持生计。我打算到银行去查看一下存款余额，然后再想办法。余额显示出来那一刻，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我的工资一直在发，一个月也没停过，账户余额足够我到美国后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开支。到了美国几个月之后工资才停发。我再次见证了师尊的慈悲安排。邪恶叫嚣对大法弟子要“经济上截断”，然而事实上绝不是它们妄想的那样可以为所欲为。一切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

有一位不修炼但跟我很熟悉的大学同学曾说我是外柔内刚，这或许是师尊通过他对我的鼓励。当我们修到一定层次之后，我们人的或柔或刚的个性特点应该会渐渐弱化、消失吧，取而代之的是大法赋予的慈悲与正念，是不破的金刚意志。当然我知道，即使现在我也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有意思的是，我的中文名字的含义是：渐渐强大起来。从表面上看，人的名字是起名字的人想出来的，其实也都是早就在神那里定好了的。我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这个名字好像是对我修炼历程的预示和概括：不断的修去人心和执着，一步一步的从人中走出来，在法中升华，提高心性与层次，修出足以熔化钢铁的慈悲和金刚意志，逐渐接近应该达到的宇宙捍卫者的标准和境界，不就是在变的渐渐强大起来吗？

最好的安排

在北京劳教所的初期，短短几天当中，同一种点悟通过三种方式，先后对我展现出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每个监室里有一个班长，算是整个监室里的头头。曾经有一个班长，比较了解真相，也很认同大法，一直力所能及的照顾我。有时候他的话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常人能说的出来的。他曾经很有信心的跟我强调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说：“在这种境遇中，我还真是很难体验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对我说（大意）：如果你不被关進来，那别人就得被关進来，让你的同修代替你关在这里，你觉的合适吗？我一直没有悟清楚这是他明白的一面说的，还是师尊通过他在点悟我，还是另有缘由，反正至少这话不像是他人的表面说出来的。我没说什么，因为不知道他这些话的来源，也不能给他讲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是不被创世主、不被正法和新宇宙所承认的，也不能讲师尊将计就计利用旧势力强加的魔难成就大法弟子，这么高的法理是不能讲给常人听的。我当然不会愿意让同修替我承受魔难，但这可不是说强加给我的这个魔难是我应该认可的，虽然走到了那一步，魔难的出现事实上很难避免。

“无论你认为再大的魔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魔难中能消去业力，魔难中能去掉人心，魔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二零零八年纽约法会讲法》）置身魔难当中，能否真切的领悟这方面的法理，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是修炼境界与心性的真实考验和体现，对法的理性认识要达到一定的境界，才能有足够的智慧不被任何表象所迷惑，洞彻实质，看懂魔难在修炼路上的真正作用。旧势力的安排本身是邪恶的，不被承认的，但是经师尊“将计就计”的转化、利用之后，便成了我们修炼提高的机会。只是我们身处魔难之中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看的那么透。这一切最终对我们而言、对众生而言，就是最好的安排，关键是我们自己能否在法上走好师尊安排的路。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各自的修炼过程如何，修炼路走到什么成度，我相信，在师尊那里必然是看的最清楚的，也都溶在安排之中。

那对于那些被迫害的非常严重的、那些因迫害而失去人身的同修而言，他们的结局会是最好的安排吗？我相信是的。“还有一些啊，我的大法弟子无论是被迫害死了，还是在这个期间被旧势力迫害走了，对他们来讲都是圆满了。”（《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没有师尊成就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将随着旧宇宙解体了，根本都不可能有机会圆满到新宇宙中去。所以师尊的确是给了我们每个弟子最好的一切。但我的理解是，这绝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毕竟每个生命的来源不一定相同，生命的历史和现在的修炼路等等具体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有些因缘复杂到都不好说。”（《二零一八年华盛顿DC讲法》）“在修炼中，不管是什么环境，不管是什么样的阶层，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觉的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偶然的，是幸运或者是倒霉，你如果要是真的看见了，就会发现，那都是你的愿促成了这条路，没有偶然的。”（《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真修者都将得到师尊最好的安排，而能够跟随师尊走到正法的最后，兑现誓约，更是幸中之幸。

师尊的呵护、鼓励，及在另外空间实质的演化与成就，加上同修的帮助，使我在魔难中進一步修去了执着心，消减了业力，提高了心性与层次，救度了身边一些世人，这是师尊最好的安排的一部份。“我这个师父绝对会给你最好的。”（《新加坡法会讲法》）我自身的修炼经历使我对师尊的这句法有了更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