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2月26日】
一、谏止修宫，明帝自责，天降喜雨，百姓欢腾！
《资治通鉴》卷44 记载：
汉明帝大兴土木，建设北宫。当时正遇天旱，尚书仆射、会稽人钟离意，来到皇宫前，摘下官帽，上书道：“从前商汤遭遇旱灾，曾用六件事，责问自己：‘是我执政不节制吗?是我使用民力过度吗?是营建宫殿建筑过多吗?是女人、宦官权力过大吗?是贪污贿赂盛行吗?是讲谗言的小人得势吗?’而今，臣看到正在大修北宫，农民不能适时耕作。自古以来，忧患的不是宫室狭小，而是担心人民不安。应当停止修建北宫，以顺应天心。”
汉明帝下诏，回答说：“商汤提到的六件事，都错在皇帝一个人身上。钟离意戴好官帽，穿好鞋，不要请罪!”并诏令大匠：停止营建所有宫室，减省不必要的开支。他还因此下诏，向公卿和百官谢罪，承认自己的过失。
于是，上天按时下雨，百姓欢欣雀跃！
二、今见清平，贪官缩胆
《资治通鉴》卷59 记载：
交趾地区，一向盛产珍珠等宝物，先后到那里担任刺史的官员们，多无清廉行为，他们算计财物，搜刮够了，便要求调任，因此下层官吏及百姓，因愤恨而起来反抗，俘虏刺史及合浦太守来达，其首领自称为“柱天将军”。
后来，朝廷选用京县县令、东郡人贾琮，去担任交趾刺史，贾琮到任后，调查叛乱的原因，人们都说：“官府征收的赋税太重，百姓无不被搜刮一空。京城洛阳过于遥远，无处诉冤。民不聊生，只好聚在一起，做盗贼。”
贾琮得知实情，便发布文告，让百姓各自安居生产，招抚流亡在外的饥民返乡，免除百姓徭役，只将为害大的盗贼首领，予以斩杀，选派清廉干练的官吏，担任属下各县的代理县长。一年之间，叛乱全被平定，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大街小巷的人们，都歌颂贾琮说：
贾父来的晚，
官逼民造反。
如今见清平，
衣食得饱暖。
他的政令好，
贪官缩了胆！
三、李膺嫉恶如仇，严惩贪官
明代潘游龙《康济谱》卷23 记载：
李膺，字元礼，东汉颍川襄城(今河南襄城)人。汉桓帝时，为司隶校尉，反对宦官专权．太学生称赞他是“天下楷模李元礼”！
李膺担任河南尹。当时河内人张成，擅长占候之术，他推占将有大赦，于是，唆使儿子杀人。李膺督促手下，将张成收捕，不久遇赦获免，李膺更感愤恨，竟然将他逮捕审理后，判处了死罪。当时，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令，贪残无道，甚至杀死孕妇。他听说李膺十分严厉，感到害怕，于是逃到张让家，藏在圆柱中，李膺了解情况后，率领属吏，破柱而入，抓获张朔，带回审问。审问属实，就杀了他。从此以后，那些黄门常侍，都尽心于自己的职责，不敢再骄横跋扈，休假时也不敢再走出宫禁。当时，朝廷法令松弛废散，只有李膺坚持依法裁夺，以声望名誉，独居高尚。当时士人中，有受到李膺接待的，被称为“登龙门”！人皆钦敬。
四、害民之官，不可不黜
蜀汉诸葛亮《诸葛亮集•考黜第八》记载：
诸葛亮说：
考核官吏的政绩，必须要了解百姓的疾苦。百姓疾苦，包括五个方面：有的小吏假公济私，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这边凭借权力威胁，那边置办自家产业，在内部侵吞公家财物，在外面搜刮民众，这是百姓疾苦的第一种。
有的官员对轻罪处罚过重，用法不一，清白无辜的人遭到惩罚，甚至受到人身迫害。或是对犯了重罪却宽大处理，袒护豪强，欺压弱小百姓，并且用严刑拷打，肆意歪曲践踏法律。这是百姓疾苦的第二种。
纵容有罪的官吏，迫害揭发控告之人，不许他们随便讲话，掩盖案情的真相，甚至拦劫受到迫害正在逃亡的人，经常徇私枉法。这是百姓疾苦的第三种。
有的地方胥吏，长期左右本地行政长官的任免，实际掌握权力，庇护亲信，故意刁难与自己结怨的人，手段恶毒；又横征暴敛，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谎称储备财物，私下却占为己有。这是百姓疾苦的第四种。
有的官员追求功利，利用赏赐别人的机会，或者处理民间事务之机，勒索钱财。有的在征收买卖交易费时，价钱高低，数量多少，都由他个人决定，弄得老百姓破产失业。这是百姓疾苦的第五种。
----以上所列五种百姓所受的疾苦，都是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凡是犯有这五种错误的官吏，就要罢免他的职务；凡是没有犯这五种错误的官吏，就要得到提升。《尚书》上说：“三年考核官吏一次，罢免不称职的人，提升贤德而有能力的人。”
诸葛亮认为：所列举的制造百姓疾苦的这五种“害民之官，不可不黜！”
诸葛亮讲得太好了！
五、唐太宗讲：百姓最重要，也最厉害！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萧瑀说：“我从小就喜欢弓箭，自认为能了解它的奥妙。最近得了十多张好弓，拿它们给造弓的匠人看。匠人看毕，说：‘都不是好材料做的！’我问其中的缘故。
匠人说：‘木材的中心不正，就使木纹歪斜，弓虽然有力，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好弓。’我才领悟到它的道理。我用武力平定天下，所用的弓和箭，够多了，却还不懂得它们的奥妙；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不长，所懂得的治国道理，本来不如我对弓的了解。我品评弓箭尚且不一定对，更何况是治国的道理啊!百姓是最知真谛、最聪明正直、最重要、也是最利害的！汝等‘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原句）”
此后，唐太宗诏令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轮流在中书省值宿，每次召见他们，都赐给座位，与他们一起谈话，询问外面的事情，总想了解民间的疾苦和政治的得失。这体现出唐太宗“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的精神实质！
正是：
百姓勤劳生活难，
百姓穷苦意志坚，
百姓沉默知真谛，
百姓明智灯万盏！
历代都有昏君倒，
历代都有官船翻；
唯有百姓撑天地，
顶天立地稳泰山。
世上百姓最利害，
明君太宗诚意满；
千古名君第一人，
英明教诲传久远！
六、皇帝说：“闻有灾害当亟救…我失言了！”
《资治通鉴》卷238记载：
五月初三，唐宪宗对宰相说：“你们多次说淮、浙去年闹水灾和旱灾，近来有御史从那里回来，说虽有水旱，但不至于成灾，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李绛回答说：“臣考察淮南、浙西、浙东上的奏状，都说有水灾、旱灾，百姓大多数流亡，请求拿出对策以招抚流亡的百姓，他们的意思好像惧怕朝廷似的，哪里敢没有灾而随便说有灾呢!这大概是御史想说些奸邪阿谀的话，来讨皇上欢心。我希望知道他的姓名，并惩罚他。”
唐宪宗说：“你的话很对!国以民为本，听说有灾情，应当赶快去救他们，怎么还怀疑呢? 我刚才没思考过，失言了！”于是马上下令，赶快减免赋税。
皇上曾在延英殿和宰相讨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天色已晚，而且很热，汗湿透了衣服，宰相怕皇上疲倦，请求退下。皇上留他说：“我回到宫中，只有和宫人、宦官相处，所以很喜欢和你们一起讨论治国的道理，一点也不知道疲倦。”
七、韩愈为民忧盐
《资治通鉴》卷242记载：
兵部侍郎韩愈上奏，认为：“在城外，很少用现钱卖盐，大都用杂物交换。盐商随便什么东西都要，有的还可以欠债借贷慢慢还，用这种方法补救，两全齐美。现在让官吏，坐在铺子里自己卖，没有现钱，必然不卖，自然失去了平常的税收，这会有什么好处？又如让官吏把盐挨家挨户地去卖，必定会要求百姓供给他所需求的东西，侵扰很多。再者，刺史、县令的职责，是为天子分忧，岂能只以卖盐所得的多少，作为官职升降的标准，而不再察看他的言行？又如，贫穷人家，盐吃得非常少，有的十天、一月，都不吃盐。如果按户给盐，照时间长短收盐钱，官吏怕犯罪，必定用酷刑，我担心因此弄得各地不安宁，这是千万不能做的大事。百姓吃盐都困难啊！”
八、刘晏理财，亲民为先
《资治通鉴》卷226记载：
刘晏认为人口越多，则赋税的收入，自然也就越增加，因而他掌管财物，以体谅民众为先。他在各州分别设置知院官，每隔一日，便要将各州县下雨、降雪、丰收和歉收的情况，详细报告给转运使司。如果粮食丰收，就高价买入；若是收成不好，就让官府低价卖出。或者是拿粮食和民间交换各类物品，以供应官府的需要，或将多余的物品运到丰收的地区出售。知院官刚看出禾谷难以成熟的征兆，就要提前申报给转运使，说明某日须免除若干租税，某日须若干补助。有时，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奏请朝廷核准执行，救助民间危机，从未错过时机，不等百姓困乏、流离、逃亡、饿死，然后再加以救济。因此人们得以安居乐业，人口开始增多。
当初，天下的户数，还没有超过二百万。最后几年中，竟然超过一千万户。在刘晏的管辖范围内，人口就增多，反之则不增。开始，财赋每年收入不超过四百万缗。最后，竞超过千万缗。
这都是刘晏理财，“亲民为先”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