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5年01月06日】
勤政爱民但却多疑的朱元璋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虽然他识字不多，但却勤奋好学，爱读史书，所写诗文和散文都有着独特之处，其所写公文也多用口语，如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说与大将军知道……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洪武三年为了建立户帖制度下的一道圣旨是这样写的：“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因此，在明朝，口语公文成为一大特色。
或许正是由于明太祖出生微贱，深知人民生活的困苦，下诏说：“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因此对贪官污吏严惩不怠，整顿元朝末年以来腐败的政治风气。此外，他下令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并且防制外戚专权。同时提倡奖励人民上书建议施政的措施。
在恢复经济方面，太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奖励垦荒、水为己业的政策，还根据地方官员的建议，制订了从人口稠密地区迁移农民开垦荒地的政策，给予验丁给田、官给牛种、减免田赋的优惠条件，不断向那些经历元朝末年战乱、土旷人稀的地区移民。明太祖还于1372年（洪武五年）颁布诏令：以往因战乱“而为人奴隶者，即日放还”。他还下令由朝廷代为赎还因饥荒而典卖的男女。同时，《大明律》还规定，除官僚外，“庶民之家，存养奴婢者，杖一百，即放从良”。
同时，还下令户部统计浙江等地的富户，将其迁移到北方，土地关系因此得到了调整。太祖对于兴修水利的事也格外注意，他派遣国子监生前往各地，督修水利，各地若有天灾发生，各受灾州县除了可免除租赋外，还能得到官府的赈济。
另外，为平均老百姓田赋和差役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下令一方面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编成赋役黄册；一方面根据全国田地清丈，编成鱼鳞图册。黄册是国家征收田赋和差役的根据；鱼鳞图册则是以田为主，记载田产的面积与位置。两册互为经纬，不仅百姓负担得到平均，国家的收入也因而增加。
在文化方面，太祖下令广设学校，让贫寒子弟亦有书可读。明代学校分三类：中央国子学、府（州）县学和市镇乡村民间社学。1382年（洪武十五年），国子学改名国子监，设有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府（州）县学除各有训导外，府学教员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分官生和民生两种。官生指功臣子弟、少数民族土司子弟和海外留学生。民生由各地推举。监生最多时近万人，学习课程有《大诰》、《大明律》、四书、五经和《说苑》。
太祖时期继续实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科举考试分三个级别進行：县试、乡试和京师的会试。最后考中者即获進士，可以直接担任官职了。太祖认为：“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
太祖这种事事以民生为本的作法，很受百姓的推崇，他也可算是一位勤政爱民的贤君。
但另一方面，朱元璋猜疑心很重，不信任他人，特别是对那些与他同生共死的功臣更是如此。因此，那些功臣能得到善终的几乎没有几人, 受牵连的有数万人。
朱元璋担心大权旁落，在公元１３８０年宰相胡惟庸因图谋不轨被杀之后，太祖决定废除宰相，所有的事情由自己亲自处理。“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皇亲惟谋逆不赦。余罪，宗亲会议取上裁。法司只许举奏，毋得擅逮。勒诸典章，永为遵守。”这不仅变更了元朝的制度，而且变更了由秦创始经唐、宋趋于完备化的丞相制度，而形成了君主专职体制，这种体制为后世王朝的专制形成奠定了基础。这种体制下的臣民的幸福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好坏。如果皇帝是个暴君，那自然就将产生暴政。而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也使朱元璋成为历史上最繁忙的皇帝。朱元璋曾经对侍臣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
此外，同样处于猜疑心，为了强化皇权和监视臣民，朱元璋在监察机关都察院之外，还设立了锦衣卫、检校，推行特务制度。他又施行“廷杖”，也就是在朝廷上责打大臣。当时因廷杖被打死的人相当多，对于士大夫的尊严打击殆尽。终明一代，廷杖作为慑服公卿、维护皇权的残酷手段，经常被滥用，使“天下莫不骇然”。这种制度也为后世专制政权维护其统治开启了一个不好的范例，并在后来历史发展的某一个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朱元璋还推行严刑峻法，即以“重典驭臣下”。明朝律法比宋律严格。1373年（洪武六年），刑部尚书刘惟谦奉旨编定《大明律》，明太祖亲加裁酌，后又经三次修订，于1397年（洪武三十年）正式颁行。全书计30卷460条。《大明律》规定严禁功臣勋戚恃势接受投献，用虚钱实契典买和侵占他人田宅，不许奸豪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凡诬告者加等治罪。这些规定对保护小生产者的财产和人身，稳定社会秩序，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385年（洪武十八年），明太祖颁布亲自编撰的《大诰》，接着又颁行《大诰续篇》、《三篇》。其中指定条目处以极刑，酷刑如凌迟、枭首、剥皮等就是在此时出现的。这使得明朝官员处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
同时，太祖还分封宗室子弟，目地是希望借诸王的力量来保卫王室。这些分封的诸王，虽然没有土地人民，却拥有兵权。这些诸王拥兵自重的结果，导致了后来发生骨肉相残的夺权事件，比如燕王逼宫做皇帝等。
朱元璋的上述措施和行为为后世明朝的统治打下了并不太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后世中国历史的某些恶行提供了范例。
大致来说，太祖在位期间褒贬不一，但因其勤政爱民，所以政治还算清明。而明初的经济也得到迅速恢复，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
洪武时，各州县每年垦田少者以千亩计，多者达20万亩。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除军屯、牧马草场和永不起科地，全国纳税土田总数达387.4万余顷。后来更增加到416万余顷。
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粮食和经济作物总产量也提高了。这从田赋收入的增加上反映出来。1381年，全国征收麦、米、豆、谷261005251石，到1393年，增至32789800石，12年间，增加了600多万石。棉花的种植比宋元时更加普遍。不仅闽、粤、赣、江南、湖广，就连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也开始大量种棉。
经济的发展，使百姓开始安居乐业。明朝开始走向兴盛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