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3年06月19日】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一世孙，吴兴人。宋亡居家不出，与钱选等俱列“吴兴八俊”。后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荐，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荣际五朝，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天资出众，博学多能，长于诗文、鉴赏，精通音乐、律吕，著作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琴原》、《乐原》等。尤其在书法和绘画方面的成就最高，有“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之誉。
赵孟頫书法初学宋高宗，中年后则上溯魏晋，专攻钟繇、“二王”，旁及李北海、柳公权诸家。其书风遒劲秀逸、沉着精到、笔法严谨、体势茂密。晚年所写更是取精用宏、骨力内敛、风采外发，苍茫浑厚之中，已臻出神入化之境。
《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集晋唐书法之大成。他的楷书，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四大家”，世称“赵体”。元朝一代书法，几乎都在他的笼罩之下，并影响明清两代，形成了风格鲜明的赵派书家群。鲜于枢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他的小楷，根抵钟王，出入晋唐，于《黄庭》、《十三行》用功尤深，书写佛、道经卷，精劲温润、简静平和。有《道德经》、《汲黯传》等传世。
赵孟頫的绘画继承了唐画的雍容典雅和北宋的雄健开阔，强化书法用笔，风格古雅秀逸，开创元代新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
如果说，唐宋绘画在于文学化造境，而元代以后更多的体现在书法的笔墨意趣上，赵孟頫在其间无疑起到了桥梁作用，是文人画风的真正确立者，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同时强调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主张“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以画寄意，诗、书、画、印开始结合，相得益彰。
赵孟頫是书画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就连 “用笔千古不易”这句话，竟也莫衷一是。
更因其以大宋宗室仕元，后世对他颇多微词。“变节事敌，猥琐无骨”，“出仕胡元”，“不隐江南，念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等许多帽子扣到了赵孟頫的头上，一段时间的教科书里甚至骂其为“汉奸”、“叛徒”，贬斥他的人格，继而“薄其书画”，认为其书法为“奴书”、“俗书”、“软媚无骨”。他的声誉受到损毁，他的艺术成就受到贬低与忽视。明代项穆评其书曰：赵孟頫之书温润闲雅，似接右军正脉之传，研媚纤柔，殊乏大节不夺之气。清代冯班也说：“赵书精工，直逼右军，然气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也。”张庚说：“赵文敏大节不惜，故书画皆妩媚而带俗气。”包世臣认为赵书用笔平顺、点化均匀如一般经生胥吏。康有为曾说“勿学赵董流靡之辈”，因康瞧不起赵身为帝胄而入元为官，故对其书法极尽贬低。
傅山是历史上鄙薄赵氏书法最苟者。早年曾欣赏并学习赵孟頫的书法。满清推翻明朝之后，国破之恨无法释怀，转而对“事敌”的赵孟頫变的极为鄙视，恨其“贰臣”，恨其以宋宗室仕元，因恨其为人之“圆转”而责其书“圆转”，并冠以“媚”、“奴”、“巧”、“轻滑”等词。为此极端的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之论。告戒他的子孙：“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痛恶其书浅俗如骨。从此赵孟頫就成了“俗书”的代表，人品低劣的者，成了人人都可以鄙薄其人進而鄙薄其书的口实。
董其昌，“南北宗”画论的肇始者。曾言“吾学书在十七岁时”因郡试以书拙置第二，自是始发愤临池。初学唐人，后学晋、魏，“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征仲、祝希哲置之眼角。”并不曾把吴门领袖文征明放在眼里，针对赵子昂的严谨和精熟，倡导松秀和率真。他说:“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他又说:“吾书与赵文敏较，各有长短。行间疏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圆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适意。当吾适意，赵书似输一筹，第作意者少耳。”这是说赵子昂的书法因为精熟往往变的俗气，而我的书法却因为生拙而有秀气。象这样与赵子昂的反复比较，不仅仅为了提出“字须熟后生”的理论，并且强调自己在“生”和“秀”的形态方面超越赵子昂，董氏虽常作自信语，但明显让人感到他在赵氏面前的吃力，强为己说的用意很是明显。
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赵孟頫提倡“古意”， 主张书画同源，托古改制，集唐宋之大成，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十分可贵。既创建文人画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進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正统地位。其山水对“元四家”影响甚大。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流派得以融汇，可以说他不但规整了整个元代文人画的走势，也笼罩了明清画坛五百五十年。
作为当时的书画领袖，不仅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升，儿子赵雍受到他的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文人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
赵孟頫在中国书法史上同样是一座丰碑，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承担起了复兴和传承右军笔法的大任。不仅复兴古法，还扭转了书法中恣肆求怪的偏执现象，开启了新的天地，针对南宋一个半世纪沉寂衰颓的书坛，起到了挽狂澜于即倒的重大作用。
宋元时代的书法家多数只擅长行、草体，而赵孟頫却能精究各体。赵孟頫以全面向古典尤其是晋唐学习的方式，在楷、行、草、隶、篆等各个领域重新建立严谨的法度，树立古典风格的权威价值，从而矫正了南宋书法学时风、轻法度的巨大缺陷，使书法迈入正轨。其书法深入右军堂奥，风神雅致、朴茂端庄，雍容恬静、筋骨内敛，外标冲霭之容，内含清刚之气。他的书法思想、风格，不仅主宰了整个元代，甚至直接影响了明清书法的发展。自从诸体皆能的赵孟頫出现后，达到他艺术成就的，似乎还没有出现。故何良俊曰“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王世贞称“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其实是右军之后第一人。
傅山晚年在《秉烛》诗：“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表达了对赵孟頫夫妇的敬佩。董其昌亦言：“余年十八学晋人书，便已目无赵吴兴，今老矣，始知赵吴兴不可及也！”
后人有一种观念，认为元代社会矛盾尖锐，野蛮统治，文人受摧残，所谓“九儒十丐”。被睨为九儒的文人，進身无门，竞相遁身纵任，逍遥山水，将满腔的情感倾注于文学和书画，似乎高度辉煌的元曲和书画是这些人独自创作出来，与元代朝廷毫不相干。以为真正的艺术出于民间，或产生于统治阶层的对立群体中，其实是后世“阶级论调”的衍生。作为每一个朝代，都有不同的来源，都带有各自不同宇宙天体的特点。有元一代，思想自由，几大宗教都受到重视，比如元世祖就极为崇尚修炼文化，曾邀请丘处机讲道，亦遵循圣贤之道，“元”就取于易经，实以中原正统自居，虽然不一定是艺术的直接创作者，但却是一朝的主体。怎能说无关？元代书画的核心人物赵孟頫恰恰就是士大夫阶层，事实上是他们共同开创了这一天朝的文化。
后人以其入仕而屡以非议，并以此诋毁他的书画，以一种轻藐的居高临下的恣态随意评论，在讪笑间淡化了他原有的光环，从而消解了以其所代表的正统艺术的神圣，以达到混乱近世书画的前提。其实从常人角度来讲，他都毫无可厚非，他以其崇高的人品和完美的艺术，赢得朝野的极高赞誉，元世祖称其为“神仙中人”，仁宗将他比作唐之李白、宋之苏轼。为人正直，并无卑劣之行，亦非政治投机钻营者，人格如同他的绘画一样剔透。以一介书生，置身北国异族，使文脉不断，但他的艰难程度超过他的先辈和当时隐逸之士。蒙古铁骑征灭了南宋，而赵孟頫则以优秀的汉文化征服了大汗的子孙，不啻百万雄师吗？而且在江山易代、社会变更之时，演绎经典，将传统文化锤炼的尽善尽美，使华夏文明的薪火得以承传，薪火不灭，古法不失，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实在无愧于大宋子民。赵孟頫的出仕，对改变蒙古人的政策和促進汉化，传播正统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修炼的角度看，就是那么安排的，他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赵孟頫亦秉承天命，是神为再次规范人的艺术，纠正偏颇的风气而安排的，赵氏不仅做到了，而且达到了令后人惊叹的高度。
承续皇家血脉，受训儒家教化，是否归隐和入仕，这是古人最为敏感的问题，也是当时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凭赵氏的睿智，难道想象不到后世之论吗？面对江南大批隐逸之士的侧目，压力可想而知。在决定走这一步的那刻，其实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庄严神圣的选择，在那一刻他已摈弃个人荣辱得失，所谓“及其无身，吾又何患”，为此钱选几乎和他断交。
但与赵孟頫相比，分量和境界已不能相提并论，早年感觉，这些隐士，或归隐山林，何等之逍遥自在，真是令人羡慕，是最高的。其实归隐并不是最难的，难在象赵孟頫这样明知面临什么，而去承担历史的责任，这是大义之举，具有非凡的大忍之心，所承受的也不是一般人所不能做到的，故而是最难的。宁可背负千古骂名，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能保守那份宁静，为天下苍生，去兑现自己的承诺，象精忠报国的岳武穆、宋元更替时的文天祥、明清易代的袁崇焕、史可法，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千年而下，谁人识得赵孟頫！
赵氏晚年有一首《自警》诗：“齿豁头白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有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都认为赵氏有愧于仕元，无时不在自责之中。毁誉褒贬，谁愧孰惭，到头不过一桩笑谈。所谓：
人间千古大戏，恩怨情仇非是，幕落玄机频现，谁在其中痴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