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4年06月21日】
三、 承上天之福佑，中华文化包含着更加扎牢自身根基的因素
前文说过，中华民族根基的实质是，中华民族一直在主动同化宇宙中原本存在的善恶有报之规律，所以得到了许多方面的美好结果。
在中华民族所得到的众多美好结果之中，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华民族在上天的深厚福佑、引导和传授之下，其文化的结构自身就包含着许多神妙的安排，能够使自身的根基扎的更加深远宽厚、更加牢固。在这些方面有许多表现，现摘要予以简述。
（一） 自上古以来，一直把“重德”作为根本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常丰富，囊括各种建筑、用品、饮食、服装、礼仪、诗词、歌咏、武器等等，洋洋大观，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构成中华文明最典型特质、最根本特征的，是中华民族文化对道德水准提升的重视，也就是“重德”。这是中华文明最根本的精神特征。
“重德”作为中华文明最典型、最根本的精神特征，在中华物质文明中也有突出的体现。就以服装为例，中国古代不同朝代君臣、士大夫、仕女的服装的样式、构成、各部分的名称，都体现着对天地的敬重、对修德的重视。所以人们在穿衣戴帽的时候，也就都是再一次的接受这种“重德”理念的提醒。建筑、用品、饮食等等都是如此，往往兼具这种提示“重德”的功能。
自从中华上古、以至于黄帝尧舜、历朝历代，都是以“重德”作为最根本的文化传统。就中华文化的构成来说，佛道儒三家相互辉映，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其中，儒家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体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自天子以至于庶民，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中所说的修身，实质也是修德。而道家、佛家本身就是修炼，就是教导人们修真、重德、修善。
中华民族确定“重德”的文化传统，这是对善恶有报之信仰的最深刻的领会、最聪慧的运用，也是中华民族正在主动扎牢自己的根基的表现。
（二） 所采取的道德培育体系丰富、高深、而且实用、有效
中华民族的“重德”不是空话，而是伴随着系统的道德培育体系而留传下来的。在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培育体系中，其道德标准的体系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德；也有表述为“忠孝节义”等等的，在本质上与五德一致。
在培育过程中，认为“仁为五德之本”，同时认为“孝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所以实际教育中以家庭教育为先、以社会教育为先、以孝为先。而这一点最符合人性，也最容易奏效，同时也具有最深刻的心灵震撼力量。
在家庭与社会普遍重视“孝”的教育的基础上，中华文化也注重仁德、忠诚、礼敬、信义、智慧、淡泊、勇敢、负责、承担、毅力等各种品质的全面培养。国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每个人、整个社会也树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次成长体系。
与这种教育成长体系相配合，在民间形成了以宗族对教育的重视为依托、以家族家庭教育为单元，以乡里教训为基础、以三老和士大夫表率为背景的民间道德教化体系。而国家方面，则在黄帝时期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以“重德”为本、以经典传承为核心的官学教育系统。
中华民族的道德培育体系是多方面、完整的，而且具有很强的深刻性、实用性、有效性。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主动扎牢自身根基的表现。
（三） 所采取职官、为政、辅政体系以道德提升、帮助改过迁善为核心
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关、职官体系以周公制作的《周礼》为基础，而《周礼》应该有其更深的根源，可能来源于黄帝时期或更早。
这种国家机关设置以及职官体系在周代撰写成为《周礼》后，历代都在参酌，总体格局没有实质变化，一直沿用到清末。
为政体系：以顺应天意、教化人民、足以为万民表率为特征
中华传统的为政体系，首先与当代共产主义所宣传的、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与基础的国家功能差距很大，在理论认知上截然不同。其次，也与现代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功能的认知存在相当的差距。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为政体系是以顺应天意、教化人民、足以为万民表率作为自身特征，作为自身基础的。就此，有很多方面的体现。
例如天子的设置。国家最高领导者为天子，其含义乃天之元子。天子是依据天命、所以享有大位，因此必须注重德行。否则，如果悖乱失德、情况严重，就有可能失去天命，从而失去大位。这在中华传统中是整个社会的基本共识，是自古流传下来的共同理念。再例如王后的设置。与天子齐体而尊贵者是王后，乃天子之妻，经受封的程序、从而担任“后”。后的身份与职责是“母仪天下”，作为天下所有女性的师范和表率。如果其德行悖乱，不足以“母仪天下”，也会被废掉。中华传统的这一设置与世界上其他相同时期的文明国家基本相同，但是增加了“母仪天下”的道德表率职责，是中华文化所独有、或者所特别强调的。
还有国家对各个官员的录取与考核，首先重视的往往并非才能，而是首先注重品德、德行，总之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如果在任职过程中发现其德行不足以为民表率，例如出现不孝于父母的情形，即使确实有办事能力，也会被罢免甚至被治罪。
职官体系：以教化人民、提升道德为中心与根本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国家之职能的认识也与现代国家理论不同。在传统文化中，国家的职能、作用之根本，在于辅助上天、运用上天所赋予的权力来实施教化。所以，教化百姓就成为国家的核心工作之一，也是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反映在职官体系上，中国古代官职体系有三方面的核心职能：其一是帮助人民解决生活和经济建设中的某些困难；其二就是推动国民的教化、使其同化于礼制；其三是完成军事保卫。而在上述三方面职能之中，是以教化人民、使其同化于礼制，而且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要能够取得人民的拥戴与信任，以此为中心、为根本的。
所以国家的职官体系中包含一类专门负责教化的官员，在上古称为“司徒”，在后代各有不同的名称。上古司徒负责对人民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教化，后代的教化内容随着时代有所变化，总之围绕着礼、孝、德等。除司徒等直接负责教化的职务之外，还要设置各种官员负责与教化有关的其他工作，例如负责祭祀上天、大地与山川的官职，负责祭祀祖宗的官职，负责区分亲属关系的亲疏并安排秩序的官职，负责宴会宾客的官职，负责考察人品孝慈的官职，负责考察民风并给国家予以汇报的官职，等等。
辅政体系：以善恶有报信仰为基础，辅助君主改过迁善、凝聚智慧
所谓辅政体系，首先是指辅助天子、皇帝、国王完成为政事务的体系，是辅助体系的一种。中华传统文化对国家职能作用的认识与共产主义的认识、与当代民主宪政理论的认识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天子的职能作用在于辅相天地、完成教化、足以为天下表率，那么相应的辅政体系也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由此，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有许多特殊的安排。例如：重视师道。要给天子、国君、太子在身边设置太师、太傅、太保等。
再例如：重视史官。至少在黄帝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出现了史官。史官制度的常规是设置左右两名史官，同时负责、各自记录天子、国君的言论和行动，从而达到对天子、君主的帮助和监督。史官还负责观测天象，掌管国家图书馆、文献资料，也负责占卜。之所以赋予史官这么多的职能，是要让史官以天人之际的道理和史实来辅佐天子和君主。
还有，重视臣道的规劝职能，对“忠”的定义十分深入。所有臣下的职责并不是单纯执行，而是要对主上的错误决定提出规劝。如果主上决定有误、而臣下不提出劝谏，就已经属于不忠。
中华传统的这种辅政体系——也就是如何服务于天子、皇帝、君主的职官体系设置，并不是围绕着天子、君主的权力意志，而是围绕着“善恶有报”的规律。更详细的说也就是，中华传统辅政体系并不是基于人性之中对“自由意志、挥洒自如”的倾慕，从而考虑如何保障天子、君主可以随意施展自己的意志自由，进而发展出来一套“唯君主为大”、“唯君命是听”、“唯君权为上”的价值观、工作体系。虽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上，这一类的东西也曾经出现过，例如战国时期某些法家人物的理论、后代某些佞臣的言论态度等，但是这些理论和言论并没有纳入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辅政体系之中，甚至在整体的为政体系中也是长期作为被鄙视的言论观点，在历史中作为一种映衬性的负面教训而存在。
总之，中华传统文化的辅政体系是基于对“善恶有报宇宙规律”的信仰，其核心是考虑应该如何弥补天子、皇帝在品德及智慧方面的某些不足，从而使天子、皇帝以及国家、人民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以上所有这些方面，都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主动扎牢自身的根基，展现在国家工作领域——包括国家职能的理论、国家领导体系的设置、职官设置等方面的体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