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二十五)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2月25日】

第二段:何为士大夫

接着前文,我们来看太宗正婚礼的第二段。其大意如下(原文见24期):

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这些家族,过去并无宿怨,只因他们世代衰微,到如今已经全无官职在身,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现今社会上的人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重道义,素来享有清誉,令人敬仰,学识才艺通达广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名副其实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重新定氏族位阶,是为了当今我朝官爵的地位与德行功业匹配,树立起显贵和高门令人敬仰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

解读:这段话,明显看出,太宗对藉着聘礼大肆索要钱财的崔家,依旧被大臣定位为一等氏族,非常不解,于是详尽地道出自己重定氏族等级的用意。太宗先是讲明自己并非出于私人情绪,有什么过节旧怨要以权力报复他们,刻意夺走他们的待遇来泄愤,而是因为他们品行低劣,藉着婚礼索要钱财。太宗认为他们这几家世代衰微,原因就在这里,无官职在身,不是别的原因,而是无德无才,见识平庸造成的。藉着聘礼索财,正是他们品行败坏的见证,正是世代衰败,到今天无人为官的真正原因。很明显,太宗将朝廷的官职,氏族的爵位等级,与对国家的贡献,对道义的正面导向直接划等级,如果将这些家族划为一等,就等于侮辱当朝的官爵,侮辱名门望族是图有虚名的伪君子,所以,要严格把关,要保证让当朝的官宦显贵、名门氏族,是真正的士大夫,才能教化百姓。治理好国家。所以,太宗这才批评大臣,把崔家定位一等,是看轻当朝的官爵,不知道当朝官爵的真正意义。等于失职。大家顺着世人的虚荣心也将他们看重,就是道理不明,助长歪风了。

我们从太宗的讲话,还明白了当时人们对士大夫的认识。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才是士大夫,才配拥有士大夫的资格呢?一个就是对国家贡献很大,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因此得到了很高的官爵,他们的功业,核心就是一心一意帮助国君治理国家,在家也是同样能够侍奉父母。用太宗的原话,就是“善事君父,忠孝可称”,这些人,建立功勋,就是实践忠孝的结果。其核心在于忠孝。而另一种人,德才兼备,令人敬仰,平素的德行才艺,都被人称道。这样的人家,即使不是高官显贵,也足以称得上是名门望族,可在世间自立门户,成为世间的道德典范,配士大夫的称号。

也就是说,无论是何种类型,都是传统教育中看重的懂得践行忠孝道义的人,士大夫,是世间的文化人(懂得做人的学问,以道义教化世人的人,不是今天的概念),是道义践行者,是世人的楷模。必须德佩其位。因此太宗把崔氏降为三等。

我们看到,太宗毫不畏惧这些氏族在世间形成的势力有多大。归正民风的决心果断刚毅,绝不姑息。帝王自身如果没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如果只在意自己的权位,是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见识的,也不可能导正国家。所以说,太宗身正心正,很多见识远远超出了大臣,这才使得,他看问题处处看到本质,他为政始终不离一个德字,事情无论钜细,都拿着这个尺度来衡量,很快就知道如何决断,导正谬误。所谓英明,正是如此。

第三段: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

(原文见24期)大意: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古代爵位是上古五帝时期,由舜帝定下的,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解读:这第三段,才是前两段的总结,道明了太宗自己正氏族,重新定爵位等级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正民风。而这个民风不正,由来已久,从汉末北魏,中原分裂,一直到隋朝,经历了很长的混乱,道德不断下滑,不少原先的名门,已经德不配位,成了败坏民风的领头者,而其中一项败行,就是把婚姻当成敛财的手段,乱人伦,毁孝道,影响极坏。

也就是说,太宗正婚礼,只是革除汉末以来不断下滑形成的历代各种弊端恶习中的一种,是归正道德,导正国家,教化百姓的其中一个项目,而且是最后仅剩的一项。让大臣们清楚地明白,为何要正婚礼,为何嫁娶要合乎礼法。归根结底,目的在于正人心,正人道。也因此,才把违背婚礼,进行索财的氏族,从新定位,降低等级。而不是仅仅限于制定和颁布新的婚礼制度。

所以,太宗才从一开始就给出了最本质的对婚姻的认识,那就是婚姻之道,以仁义为先。这就是他正婚礼的根本依据。无论他做什么决断,均把做人的根本——仁义二字,当作核心宗旨。婚礼不正,就是做人不正,讲排场,论财富,慕虚荣,无论婚礼办的多么隆重,都失去了婚姻的本义。站在人道的最高点归正婚礼,必然名正言顺,无人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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