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2月02日】
古代帝王制定和遵守礼仪，定下规制，目的是维护人伦道义，善化民风，这是帝王重大的政务之一，也就是说，他们身为君父，有责任以身作则，维护做人的正道，定下礼制，教化百姓。因此我们看到，《论礼乐》这一章，重点不在记录礼仪制度本身的具体内容，而在详尽地记录唐太宗君臣为何要这样规定礼仪的整个论述过程，把对礼的认识，辨析的十分透彻。我们先看一国之父的唐太宗对礼是如何认识，如何归正的。
据经典 通情理 杜绝极端
《论礼乐》是从唐太宗论避帝王名讳之礼开始的，这段话，不仅表明太宗明白自己有归正礼仪的责任，还要以身作则，遵循宗旨，依据圣贤经典，不可因自己是帝王，就可以肆意妄为，妄自尊大，随意定礼，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太宗事据情理，绝不流于迂腐教条的英明见识。让人心服。
原文：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该段大意：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说：“根据《周礼》，帝王的名字，终究须要避讳，以表尊敬。可即使是那时候的先古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因此虽然周文王名叫昌，周朝的《周诗》中并未避讳昌这个字，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意思是这句话的同盟二字，就有同这个字。也没有因鲁庄公叫同，就避讳同，进行迂腐的更换。）只是到了后来，近代的帝王们曲解经典，妄自尊大而为，这才制造出许多有违情理、非常极端的诸多禁忌制度，他们特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道理不通，是不应该被允许的，理应进行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经，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曲解孔子的教导，变得教条极端，妄加禁忌，两个字都要避开，生出很多的避讳，肆意而为，全然违背了《礼》经的教导。现在应该遵循经典，务必简约，效仿先哲，还原和归正礼的本义，以之规范后世。往后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我的名字'世'和'民'两个字不连用在一起，就没有必要避讳。”
太宗正礼 还原本质
从这段话，我们清楚地看到，太宗论礼，定礼，首先从自己做起，绝不会因身为帝王一味地肆意妄为，妄自尊大。他要归正礼的原本意义，还原经书和孔子教导的真实含义。以此为天下做出表率，教导百姓，并流传给后世，成为后人明礼的正确依据。
也就是说，他身为帝王，完全懂得尊礼，定礼，先正自己，是帝王的义务和责任，礼是否明晰，是否正确，不仅关系到本朝的风气，还关系到后世的民风，他如果理解不对，那么制定的礼仪制度，必然有害于整个社会，还影响到后人，造成后世的迂腐教条，甚至违背经书，不合道义，这样一来，礼就会失去原本的作用，变成不通情理的维护帝王个人地位和脸面的虚礼了。如此一来，上行下效，就会丢失礼原本维护人伦道德的本义。
因此，他登位不久，就开始归正尊卑礼数上的曲解带来的问题，发现了近代帝王曲解经书、曲解孔子教导的错误做法。在太宗看来，帝王固然尊贵，百姓大臣理应符合上下各自的名分，给以上位者应有的尊敬，因此，根据仁义之道的人伦道德，对尊长是要有礼的，那么对帝王就更是如此，但不可因此私心作怪，不合理地一味维护帝王情面，妄自尊大，曲解了礼经原意，避名讳到了极端的地步，以至于生活工作，写文章都会变得极不方便。太宗看到了这个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危害。
其实任何时代，都会有部分人出现走极端的现象，也会出现读死书的人，教条迂腐。 （这部分不良现象，被中共阴险地夸大，利用来歪曲古代的历史文化）但也始终会有人注意到，进行不断归正。一些少数迂腐文人的认识不能代表整体主流，不能因此宣扬这些短暂的现象，看不到整个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找不到自己民族的自尊。礼，其实维护的就是仁义本身，不是个人私情。
慎终追远 归正有道 何其英明
我们还从这段话，看到一点，只要有先祖的经典在，不管后世文人，帝王，出现过多少次偏离和错误，都能再次被人察觉，就象太宗一样，读经典，找依据，就能有独立的思考，从原典出发，从圣人孔子的教导出发，按照上古三代先祖的教导和做法，发现当世近代不对的地方，进行归正，可以从漫长历史浩大的书海中，各家各派的言论中理出头绪，形成正确的依据和见识，得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的日本之所以从新兴起帝王学，研读《贞观政要》，研读孔子的经典，研读中国的历史，就是因为，他们从未诋毁和批判过古代的正统文化，对传统做人的道理，是尊敬的，只是在经济大潮中，年轻一代开始遗忘了，一部分人变的急功近利了，政治经济和教育都出现了不德现象，人们感到危险和惊惧，急切呼吁回归传统道德，学习先祖圣人的教诲。也就是说，只要对古圣贤以及经典怀有敬意，有经典和先祖的实践作为参照和依据，即使一时迷惘走偏，也能重新归正。
可怕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过文革，儒家经典被批判和嘲笑，先祖的价值观，历史观已经被抛弃，没有了经书的指导，不仅遇到事情无法得出正确的决断，还可以让小人阴险的做派横行于世，让文人的小说，戏剧，各种影视作品肆意曲解中国的礼教文化，忠义思想，把中国人，曲解成不分是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将无耻流氓的做派安到了古人身上。使我们嘲笑先祖，道德败坏，失去归正的智慧和依据。
孔子那部《论语》有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说的就是要追随先祖久远的教诲，自始自终莫忘经书的本义，以此做人，教导百姓，就会归正百姓的道德风气了。太宗深明孔子的教导，依据经书，归正礼制，见识得以英明果断。这才成为礼仪之邦，光耀千古，获得世界的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