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5月15日】
魏征讲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以德为纲为本，告诉太宗，圣人用法治国，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劝善用的，而不是以治罪为根本。治国的道理，如同父亲的言传身教。自古上行下效，家国一理。既然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有其君，亦必有其民。
因此，魏征接下来，直接道出立法的目的后，非常形象地劝导太宗要重视德政。百姓的好坏善恶，国家的太平，全看君主如何教导。
＜论公平＞第四段原文：
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正道。民蒙善化，则人有士君子之心；被恶政，则人有怀奸乱之虑。故善化之养民，犹工之为曲豉也。六合之民，犹一荫也，黔首之属，犹豆麦也，变化云为，在将者耳！遭良吏，则怀忠信而履仁厚；遇恶吏，则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致太平；浅薄积，则致危亡。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
第四段大意：圣君重德薄法 教化百姓
但凡立法，其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制裁百姓的短处和过失错误，而是用来防范和约束淫邪恶行、以此警醒百姓使其纳入正道而用的。人们只要受到好的道德教化，就会变得善良，从而怀有君子之心；相反如果受到暴虐苛刻的恶政的统治，就会产生奸邪的恶念。因此，教人向善，才是君父对子民的养育和管理之道，其作用就像酿酒工匠手中的曲酵一样。全国的老百姓就像温室里有待发酵的豆麦，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全在于为政者的善恶教化啊！遇到好的官吏进行善化的教导和管理，百姓就自然懂得心怀忠信而言行仁厚；遇到恶官酷吏的治理，自然就会心怀奸邪而言行浅薄。人心善化忠厚了，渐渐就可以使国家太平；人们都浅薄了，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国家危亡。因此，圣明的君主都致力于德化而鄙薄刑法。
第五段原文：
德者，所以循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溶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世之主诚能使六合之内、举世之人，感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恶，各奉公正之心，而无奸险之虑，则醇酽之俗，复见于兹矣。”后王虽未能遵，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哀敬无私，故管子曰：“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故王天下，理国家。
第五段大意：民心善恶 取决于君主
德，是用来要求自己的；威，是用来管束别人的。人生在世就像炉中炼化金器一样，铸出来的东西，其方圆厚薄全在于模子的形状啊！因此，世间的善恶，民风民俗的仁厚还是浅薄，都取决于一国之君。治世的君主如果真能使普天下的人民都怀有忠厚之情而无浅薄之意，都能奉行公正之心而无奸邪之恶，那么世间淳朴的风尚习俗就又会出现了。”后来的帝王虽然不能完全做到这样一心一意地崇尚仁义，但也应当慎重地运用刑典，力求公正无私，体恤民心，所以《管子》上说：“圣君用法度但不用奸智，用至公之道而不用营私之心。”所以圣君能够以王道统领天下，民心归顺，就能治理好国家。
解读：治国在于教育 教育在于德育
这最后的两段话，显然就是在劝唐太宗不可忘记国家的治乱，在于人心的善恶教化，如果人民不重德，不懂得廉耻，分不清善恶，那么，即使国家法律再严酷，再系统，人民还是会挺而走险，无恶不作，社会乱象根本无法得到制止。人心的善恶决定行为的善恶，如果为君者不懂这个道理，一味靠法律解决问题，就会越治问题越多，越多就越制定各种法律，最后陷入大乱不治的险境。
不教而罚，被孔子视为苛政，其人情很自然，比如人在家中，如果从未得到过父母的言传身教，从未见识过父母如何慈爱而理性地在日常生活中针对自己的日常言行耐心地进行点点滴滴的慈善教导，从未感受过温暖的教导和指正，不知何为道义，只是在出错时，受到严厉的家规的惩治，此为虐待，自然心生不甘和不服之心，甚至怨恨父母，暂时敢怒不敢言，一旦成年，就会忤逆作恶，这就是内心没有改变的后果。
治国也是同理，未曾教导，就要严厉处罚，视为暴虐之政。关爱百姓，体恤民生，就要以身作则，教导百姓，虽无法万事亲历亲为，那就要注重选择同心同德的官吏，君臣同心，教化百姓，除了温饱等物质上的关怀，最大的职责，就是道德教育。
因此，古代的帝王，除了末世昏君，都懂得这个道理，把以身作则，从孝道开始教育百姓仁义之道，看得非常重，全体社会以君子为荣，并聘请和举孝廉，举君子为官甚至为师，让官员替自己自觉担起父母教化子民的责任，全体社会，从君主开始，重德行，尚君子，君子自然成为万民的老师，也因此，为何传统的教育本质上是道德教育，同时并不仅仅限于学校教育，只要有君子在的地方，人们自觉以他为标准，向他学习，这就是名士的作用。而这些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在民间的君子，都懂得自己的责任，就是弘扬道德，归正人心。为此写书或者编辑历史，代代传承上古先祖圣王的教化，就成为传统学者的根本责任和使命。
魏征对此认识得非常地清醒，鼓励太宗莫忘治国的关键不在严刑峻法，而是要从民心的道德教化下功夫，从一开始百姓就有廉耻，就不会作恶犯罪，大家都自觉从善，乱象自行绝迹，这才是根本的治乱之道。
因此圣人用刑用法，归根到底是为了劝善。是道德教化的辅助。
贞观之治 夜不闭户
太宗君臣同心同德，深明圣君之道，以王道治国，这才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盗匪绝迹，百姓德行高尚的贞观之治。该书《论政体》一章记载，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就是说“出门旅游或做生意的人，也不会担心碰上小偷强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牛马不用看管，无人偷盗，夜晚家家户户的门也不用上锁。”可谓传说中夜不闭户的大同社会。就是孔子一直仰慕的先古尧舜时代才能达到的民众普遍重德的理想太平社会。
唐太宗敢于实践先祖的德政，听从魏征等大臣的谏言，获得的贞观盛世，表明祖先的教导是真理，是真实不虚的，百姓的善恶，民风的好坏，国家的治乱，在于君臣明德重德，爱民如子，以人伦道德教化民心，把道德教育看作最大的责任。
这便是《贞观政要》的要诀。得此德治心法，必出盛世；而弃德重智，必出奸邪乱象。现代教育以智育为重，如步深渊，如走魔道，为政者若不即时醒悟，一味依赖法治，必将乱象不止，危险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