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7月10日】
前文讲到，唐太宗在贞观九年，已获得太平盛世，于是在众臣面前立下志向，要把唐朝治理成万世楷模，为此，鼓励大家一起坚守德政，直至最后。此为慎终。
自古立志易，实现难，实现易，守成难，太宗内心既然立下如此大的志向，内心必然不会轻松，会站在帝王的角度不断思考慎终这个问题，那么他会如何做呢？一个办法，就是继续手不释卷地翻看史书，从过去的帝王身上，得到教训，不断提醒自己，莫忘慎终。我们接着看《论慎终》第四段——君臣论史，深刻揭示慎终的难度与帝王自古多行善的真相。
第四段原文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读书见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辈数人， 诚以为贤。 然致理比于三、五之代，犹为不逮，何也？”魏征对曰：“今四夷宾服，天下无事，诚旷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励精为政，比迹于尧、舜；及其安乐也，则骄奢放逸，莫能终其善。人臣初见任用者，皆欲匡主济时，追纵于稷、契；及其富贵也，则思苟全官爵，莫能尽其忠节。若使君臣常无懈怠，各保其终，则天下无忧不理，自可超迈前古也。”太宗曰：“诚如卿言。”
第四段大意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通过读史书，发现以前的君王做善事，都身体力行，不知疲倦，他们所任用的数位大臣，按理说也都算是很贤德的。然而和三皇五帝的时代相比，还是无法企及，为什么呢？”魏征回答说：“现在周边各地少数民族臣服，天下太平无事，的确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盛事。然而，历代的帝王刚刚即位的时候，都想要励精图治，勤于政务，以尧、舜为楷模，可是等到天下太平，富裕安乐了，就开始放纵自己，骄奢淫逸，没有谁做到善终。至于臣子，在一开始被任用时，都追慕古代良臣稷、契的风范，怀有匡扶君主、济世救民的宏愿。等到他们荣华富贵了，就开始处心积虑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乌纱，苟全性命，没有谁能够做到尽忠职守，真正地为国为民担忧了。如果君臣双方都能不懈怠，铭记善终的道理，那么就可以无为而治，天下无忧了，这样做的话，自然可以超越古人。”唐太宗说：“正如你所说。”
解读：帝王自古多行善 只是慎终难
这段话，透露出三个信息，一个就是太宗当年读到的史书，其记录的，并非什么阶级斗争，而是以帝王为首的不同人的得失的教训，这个教训，始终围绕重德与否展开。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到读的是什么史书，也没提到具体的君王，而是一个读史书后的总的观感，但是我们前边提过，史书，最早是孔子整理为教材的经典，无论《尚书》还是《春秋》，都表明，一开始，历史的记载，专门是记录一朝帝王、或各国君主的为政言行和事件的。直到汉代的《史记》，才系统地为大臣，甚至民间各种典型人物立传。即便如此，帝王列传依旧是放在最核心最首要的位置，称为本纪，意思是最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我们看一国主政者的思想志向，为证举措，才能看懂那个朝代兴衰的源头，文化艺术的价值取向，国民的素养特点。无论是编写历史的史官，还是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跟如今浅陋的历史解读，毫不相干。
我们看太宗，读历史看到，古代的君主与臣子，大多并不糊涂，他们也都受过儒学教育，熟知历史，为君者仁义，懂得选贤，而为官臣子则有济世救民之志，也懂得施行德政，因此，才获得太平。只是，太宗志向宏大，认为他们既然这样做了，应该可以达到三皇五帝时期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才对，但是却没能做到。可见我国历史，昏君不多，主流还是清明仁义，懂得为善的。只不过，达到先古圣王的程度的，能够不被人的欲望左右，坚守到最后的，十分罕见罢了。而太宗的志向，就是要达到最高的志向。
第二个就是，这段话也告诉我们，自古帝王和学者，都以三皇五帝为榜样，是为人和治国的宗旨，不变的道理。如果诋毁他们，歪曲丑化他们的形象，鼓励人们怀疑祖先，那么道德必然败坏。古人从来不会把这些圣王，叫做部落首领，今天的丑化，可谓对祖先的贬低和嘲笑，是历代帝王都不敢做的事情。我们这样做，等于辱骂自己，来源野蛮，没有高贵的文化源头，何其可悲。道德为何迅速败坏，不言自明。
最后一点，就是魏征回答了太宗的疑问，为太宗肯定了德政的正确，让太宗不要动摇和怀疑，只管坚守下去，慎终与否，才是最大的考验，是能否达致圣王境界，创出理想盛世，超越历代帝王业绩的根本要领。
这就是古人读史书的原因：为了修身治国。现代人若懂得这一点，便可以获得管理公司的大智慧。有的公司，可以代代传承，历经几百年不倒，都因谨守社训，有严格的宗旨，经营的形式与具体手法可以变，甚至业务内容也可以变化，但诚信，奉献社会，不见利忘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等坚守仁义的做人的宗旨，不会变，谁能一直守住初衷，办事业是为大众造福的初衷，谁就能守住商道，使得公司繁荣不败，道理跟治国并无不同。也有很多公司盛极一时，经营一代两代，很快退出舞台，原因就在于没有从商的正确宗旨，即使有，也没能传承坚守。就像魏征说的，富裕安乐了，就开始放纵了。不能慎终，必然败落直至消亡。
可见，太宗不仅有远大的志向，使得治国早早就有了目标，而且从开始到最后，都能实践三皇五帝留下的德政，也就是无为治国之道，才达成了目标。也就是说，使得中国人引以为荣，代表中华文明鼎盛时代的盛唐文化，并非偶然，而是出自太宗的人生目标，没有这个目标，群臣就没有努力的方向，但光有目标，不能坚守德政到最后，也是枉然。太宗做到了慎终，这才有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超越了一般帝王的普通太平，这就是贞观盛世留给后人最大的教导，最根本的智慧，并非依靠什么技术的高级、法制的严密或者不为人知的高明手段。
从那之后，太宗只要有违背之处，就被魏征指出，让太宗记起自己要慎终的志向，在《论慎终》中，记录了魏征写给太宗的一篇奏疏，在十个方面提醒太宗已经开始有放纵的迹象，这篇奏章被完整记录下来，对太宗出错之处毫无掩盖，直言不讳，更加显示出太宗的坦荡胸怀，他并非没有过错，而是被指出错误后的敢于直视和接纳的态度。（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