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学《贞观政要》笔谈(36):太宗尊师重道 大兴儒学 千古之最

刘如


【正见网2019年05月21日】

唐太宗在登位初年,首先将儒学教育抬到了古今未有的高度,第一步,确立弘文馆至高无上的位置,让儒学学士直接奉经指导国政,实践祖先的德政,这才奇迹般地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社会。也就是说,太宗敬奉祖先的经书作为治国和做人的宗旨,而非当作学术理论高高在上的进行所谓的批判式的研究,正是他获得千秋功业最本质的原因。尊敬先圣,实践德政,正是太宗的“贞观政要”。

太宗视儒学教育,为经国大业,敬奉孔子,必然势在必行。因此,第二步,就是直接将孔子庙堂置于国学学府,摆正其宗师的位置,甚至摆正其后世弟子对传承经书有巨大贡献者的位置。让他们和子孙后代得到至高的荣耀和尊敬。尊师重道之风,儒学的国学地位,从此在华人心中,牢牢扎根。讲道德,重仁义的民族人格,既带来盛唐的荣耀,也使得中华民族与文化,因拥有高贵的人格而令世界敬仰。

我们接着看《崇儒学》的第二段。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太宗登位第二年敬奉孔子为圣人,大兴儒学教育的珍贵记录。

最高学府  始立孔庙  尊孔子为圣

原文: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

大意:贞观二年,唐太宗下令停止尊崇周公为先圣,开始在国子监(最高学府,也是唐负责主管教育事务的教育部门,有监管、弹劾国政,监管国家学子德行操守的权力。)、太学(国子监下设在京师的中央最高学宫,可以理解为最高京师大学。)等国家建立的学府里建立孔子庙堂,查考典籍,尊崇孔子为先圣,颜子为传承孔子儒学教育的先师。在孔子庙堂里,供台两边祭祀用的俎豆、干戚等礼具和乐舞之具也开始齐备。这一年,唐太宗还招纳大批天下儒士,赏赐给他们布帛,供给车马食宿,下令他们都集聚到京师。这些儒生大都被破格提升为大小不等的官员,在朝廷上任官的很多。太学生如果读通一大经以上的经书,就可以入仕为官。此后,国子监增建学舍四百多间,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古代国立学校名。北魏开创四门小学,初设于京师四门,到唐代四门学为大学,隶属国子监,传授儒家经典,性质与国子学、太学同,唯独学生家庭出身品级较低。)、广文馆也增加了学生的名额。另外,书学、算学分别设置了博士和学生,使国学的各种技艺都设置齐备了。唐太宗还几次亲临国子监,叫祭酒、司业、博士讲说经术,讲毕,每人赐帛一束。儒学之盛,致使全国各地的儒生纷纷携经书前往京城,人数达数千之多。不久,吐蕃和高昌、高丽、新罗等族的首领,也派子弟到长安求学。于是,国子监之内,携带书箱登上讲席的,几乎有上万人,如此大兴儒学,古昔未有。

解读:太宗尊师重道  千古之最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最为敬重孔子、最为重视儒学教育的朝代,就是史上最繁荣的唐朝。是唐太宗,将孔子奉为圣人,并在最严肃的最高学府开始设立孔庙。儒学教育才因此得以大兴。贞观二年太宗刚登位不久,那时的唐朝并不富裕,由于重视以德为核心的儒学教育,这才使得唐朝培养了大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贤明的人才,君臣同心同德,成为百姓的表率,这才使得唐朝兴旺,文化艺术也因此达到鼎盛。

唐朝以前,周公为圣人,地位高于孔子,原因在于孔子对周公的崇敬,但是在太宗看来,周公仅仅是周代的治国贤臣,完备了周礼,贡献固然很大,但只限于一个王朝。与整理三皇五帝以来的经典成为教材,将经国济世的历代圣王留下的文化与做人的道理,以普及教育的方式,传给后人的孔子比起来,其功德远远无法相比。因此,太宗看到了孔子传承先祖文化和教书育人的功德远大,不仅在当时的周朝,而是代代传承,确立和培养了整个民族的基本道德修养,是归正人类灵魂的圣人之一,因此当之无愧,更应该被奉为先圣。太宗的见识与决断,令人敬佩不已。太宗真的是位千古难遇的圣明帝王。

根据该章(崇儒学)的记载,贞观十四年,太宗下令广寻前代众多著名的儒生,要对他们广收门徒弘扬教育的贡献给出嘉奖,方法之一就是寻访到他们的后代,给以表彰和赏赐,以鼓励后世的学者以他们的先祖为榜样。贞观21年,太宗再次下令,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一人给以配享孔庙祭祀的尊荣。理由是,他们注解经书的著作都被用以教育国学里的学生,既然为教育后人做出贡献,理应给予褒扬和尊崇。太宗尊师重道,敬重先师先贤的虔诚之心,到了千古未有,难以效仿的地步。

自古帝王,或者高层治国者,是整个民族命运,国家兴衰的主导者,领航者,他决定的方向,是否正确,十分关键,太宗的功业早已证明他尊儒敬师的决断十分正确,他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古今未有的声望,那么,反其道而行者,大肆批判孔子,批判先祖,批判民族传统教育和做人文化的,必定是毁灭我们民族的邪恶,也必定让民族道德沦丧,失去尊严。还有比这更加深重的灾难吗?跟随这样的邪恶走,才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与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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