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03月22日】
今天选读的古文第一段是讲述蒲州刺史赵元楷劳民伤财向唐太宗献媚，却被唐太宗批评之事。经笔者查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记载，此事发生于贞观十二年二月；而笔者手头《贞观政要》版本上记载的却是贞观七年。因史书是根据太宗皇帝的起居注写的，且三部正史同时出错的可能性不大，故此笔者认为应以正史记载的年份为准。至于《贞观政要》上年份记载的错误，是原作者的笔误？或是历代再版时
发生的失误？笔者一时无法找到宋、明、清时期的版本查证，所以不敢草率作出判断，只是先予以说明，并保留原文。
以下古文选自《贞观政要•杜谗邪第二十三》：
贞观七年，太宗幸蒲州［注1］。刺史赵元楷［注2］课［注3］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注4］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太宗知，召而数之曰："朕巡省河、洛，经历数州，凡有所须，皆资官物。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以元楷在隋邪佞，故太宗发此言以戒之。元楷惭惧，数日不食而卒。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奏言："监察御史［注5］陈师合上《拔士论》，谓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以论臣等。"太宗谓戴胄［注6］曰："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此人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昔蜀后主昏弱，齐文宣狂悖，然国称治者，以任诸葛亮、杨遵彦不猜之故也。朕今任如晦等，亦复如法。"于是，流陈师合于岭外[注7]。
魏徵为秘书监，有告徵谋反者。太宗曰："魏徵，昔吾之雠［注8］，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注9］？"竟不问徵，遽［注10］斩所告者。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来记我行事善恶？"遂良曰：“史官之设，君举必书。善既必书，过亦无隐。"太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书吾恶。一则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注11］；二则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则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吾能守之，终不转也。”
注释：
[注1]蒲州：蒲州城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向西约12公里处，至今遗址尚存。
[注2]赵元楷（？―西元638年）：在隋时，初为历阳（今安徽和县）郡丞，因向隋炀帝献异味，得迁江都郡丞；隋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赵元楷掌供酒馔，谗媚备至。归唐后，迁少卿，因善聚敛，群臣皆鄙之。贞观中，左迁蒲州刺史。贞观十二年二月，太宗幸蒲州，赵元楷故态复萌，遭太宗数落，惭惧而卒。
[注3]课：督促、分派完成某项工作。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乃课家人负物百斤，环舍趋走，日数十，时人莫知其故。”另外，“课”当动词时还有“征收赋税、差派劳役”之意。如：课役（徵抽财税，分派徭役）；课以重税。
[注4]楼雉（音制）：城楼与城堞（城上的矮墙）。本文泛指城墙。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注5]监察御史：官职名。隋开皇二年（西元582年）始设。唐御史台分为三院，监察御史属察院，品秩不高而权限广。宋元明清因之。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因而分别冠以某某道地名。《新唐书•百官志三》：“监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狱讼、军戎、祭祀、营作、太府出纳皆莅焉；知朝堂左右厢及百司纲目。”
[注6]戴胄：戴胄（？―西元633年），字玄胤，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也。性贞正，有干局（办事能力强）。明习律令，尤晓文簿。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戴胄生活简朴，数度犯颜直谏。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進官爵，以酬厥诚耳。”贞观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
[注7]岭外：五岭以南；岭南。今广东省、广西省一带。
[注8]?（音仇）：同“仇”。仇恨；仇怨；仇人。
[注9]谗构：谗害构陷。这个用法见于三国魏•李康《运命论》：“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
[注10]遽（音具）：副词。立刻、马上。
[注11]元龟：原义是指大龟；古代用于占卜。本文是比喻可资借鉴的往事。这种用法见于晋•刘琨《劝進表》："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元龟也。"
全文大意：贞观七年，太宗皇帝驾幸蒲州，刺史赵元楷强迫当地的老年人穿上黄纱单衣，在路旁迎接太宗皇帝。大举装修官署的房屋，修整城楼、城墙，希望讨好太宗。又暗地饲养了百多头羊、几千条鱼，准备送给皇亲国戚。太宗知道后，把他召来数落说：“我巡察黄河、洛水一带，经过几个州，有什么需要都是用国库的物资供应。你给我们养羊、喂鱼、雕饰庭院屋宇，这是已灭亡的隋朝的坏风气，现在不能再实行了。你应当理解我的意思，改变过去的不良习气。”因为赵元楷在隋朝任职时就做事机巧奸诈，所以太宗说这番话来警告他。赵元楷又惭愧又害怕，几天吃不下东西而死。
尚书左仆射杜如晦上奏说：“监察御史陈师合呈上《拔士论》，说是一个人的思虑有限度，不能兼任多个职务，根据这一点来非议我们。”太宗皇帝对戴胄说：“我用最公正的原则治理天下，现在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不是因为他们原来有功劳或是老部下，而是因为他们有才能、有德行。陈师合这个人胡乱诽谤，只是想离间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从前蜀后主刘禅昏庸懦弱，北齐文宣帝高洋狂乱荒谬，但是国家却治理得很好，这是因为任用诸葛亮、杨遵彦而不猜疑他们。我现在任用杜如晦等人，也是遵循这个办法。”于是把陈师合流放到岭南地区。
魏徵担任秘书监时，有人控告他谋反，太宗皇帝说：“魏徵过去是我的仇人，只因为忠于职守，于是我就选拔任用他，怎么能胡乱诬陷他呢？”竟然没有责问魏徵，就立即杀掉诬告的人。
贞观十六年，太宗皇帝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主管起居注的编撰，近来记录我的所作所为是善还是恶？”褚遂良说：“设置史官的意图，是国君所有的行为都要记录。做了好事要记录，有过失也不隐讳。”太宗皇帝说：“我现在努力做好三件事，也是希望我没有什么过失被史官记录。一是借鉴前朝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以为警戒；二是任用贤人，共同完成治国大业；三是排斥、疏远小人，不听信谗言。我会坚持下去，始终不会改变。”
评讲：“杜谗邪”其实是讲杜绝谗佞奸邪的人和事。从夏禹、商汤、周武成王时期的太平盛世到贞观盛世，笔者发现之所以被后世称为太平盛世的时代，都是君主圣明且任用了贤良的大臣。而君主的圣明之处还在于能杜绝谗邪。
笔者在对《贞观政要》的阅读和研究中发现，唐太宗之所能做到杜谗邪而亲贤良，主要是因为太宗皇帝能够借鉴唐代以前圣明君主的成功及昏庸君主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以古代正统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臣子所作所为的对错，从而分辨出贤良和谗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