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二章）： 《进化论》给人类文明造成的终极风险

第二章    进化论还是智能论

第七节《进化论》给人类文明造成的终极风险

前言

前一节我们根据认知体系三部分的框架分析了关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对于人类文明所造成的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包括了《进化论》对人类“思想基点”的影响，也包括了对关于事物“分析逻辑”的影响，以及对人类末世“行为方式”在“结果”方面的影响。但是无论这些影响如何，其实都是属于对人类文明在“末期”的一种阶段性的影响而已。其实还有一种影响是超越了这种对人类文明一个阶段的影响，我们称之为“终极风险”。关于这个“终极影响”，可能读者现在还未必能够体会本人要表达的意思。或许只有到了读者阅读到本文的最后一章——第八章关于《终点逻辑与文明的最后审判》的时候，大家才能够真正理解人类文明“终极风险”的意义所在。关于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原理，也只有到了第八章，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给大家展开来讲。我们本节这里只是提及一些《进化论》对于人类所造成的影响中那些与“终极风险”相关的一些内容。

一、机会成本

我们讲当今的人类社会，在“实证科学”300多年以来物质文明的塑造下以及物质欲望的驱动引到下，无论是关于人类思维还是人类行为，甚至包括人类所依赖的生存手段都已经非常的物质化了，那么我们也就只能够使用已经现代物质化的思维方式给大家论证《有神论》的存在，论证关于“神信仰”对于人类文明的必要性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人类文明之初的那种“神性”思维给大家直接论述了。本书的全篇实际上使用的就是这种《外脑》分析思维，以西方文明所擅长的分析逻辑来表述本人的观点，以适应当代人类的思维方式。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从战略学、决策学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论证，因为决策思维与战略思维有关属于是当代人所熟悉的思维方式，特别是中国企业家即便根本不知“战略为何物”，就象不知道“科学为何物”、不知道“哲学为何物”的那些痞子“砖家”们一样，中国企业家们那要素谈论起所谓的“战略”问题，那可都是口若悬河的一套一套的。其实那些口口声声说这个“封建”那个“封建”的人们也根本就不知道“封建为何物”。

大家知道，决策学讲求的是一种选择性，一种方案选择性，所谓的最佳方案；而战略学讲求的就是一种所谓“趋利避害”。战略学上一直反复讲这样一句话；也就是“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这句话。因为孤注一掷那样风险会很大。因为万一这一个篮子漏了，那么所有的“鸡蛋”不就全都完了吗？所以在所有的实体运作层面，也就是在“用”层面，都存在一个有效规避风险的问题，也就是万一自己看错了、看走眼了、判断错误了的问题。

因此在决策学中，经常谈论一种备选方案Alternative的问题。决策上必须基于一种多项方案的选择，而且即便最后选择了某一个方案作为决策方案，但是仍需要有一个备选方案，或者叫做预备方案。这就是在战略学上必须有战略预备队的原则。这才是真正在战略层面思考问题。然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特别是在中国企业家的圈子里，alternative的观念似乎很少为人所知。在中国，决策就是领导、老板拍脑门的孤注一掷，就是老板说了算，根本就没有方案选的概念，决策可以没有方案，决策可以不基于方案，只是孤注一掷，只是赌上一把。赌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赢了不知道怎么赢的，输了也不知道怎么输的，根本没有什么alternative的概念，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决策方式。我们讲，如果选择的方案消失了、没有了，alternative没有了，那么决策也就不再具有选择的意义了。决策也就不再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了，决策就只剩下拍板了，“决策”就只剩下“决”了，“策”已经没有了。“策”就是方案。于是中国式的决策就成了所谓的“四拍”模式——拍脑袋，拍胸脯，拍大腿，拍屁股。于是决策就成了一场豪赌，赌输了就走。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充斥的都是东方赌客，因为东方人具有一种“天生”的赌性。其实与东方文明的特征也有关，是一种东方特征走入文明“末期”的一种反映。

其实没有了alternative的决策本质上就属于是一种“不得不”做的决定而已，那么决策关于选择的意义也就已经不存在了，也是决策关于战略层次的属性意义完全消失了。因为“决策”与“决定”在战略学的本质是有根本差异的。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讲了，毕竟这里不是在写战略学专著。

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是本书的一个基本假设。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人们可以控制的。然而如果在决策中没有了这种备选方案alternative的时候，也就是没有另外一只战略篮子的时候，那么一旦意料之外的“不可控”情况发生的话，那么人们就将失去一种可以泰然应对的能力。实际上失去应对能力就是战略的消失。这种战略的消失，实际上就意味着，在使用的维度上战略思考能力的消亡——在战略的棋盘上你已经无棋可走了，战略的主动权完全丧失了，于是就只能随着外部事物或者对手而起舞了，也就是“决策”只能够“不得不”这样做了。在围棋上讲，这叫做失先手。在对弈上，往往一手失，则手手失，想要扭转败局，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竞争游戏中，一旦丧失主动权，就只能是我为鱼肉，任由刀俎所为了，满盘皆输。大家想一想，这种丧失主动权和应变性的结局难道不可悲吗？难道不可怕吗？其实对于人生规划而言，丧失主动权、丧失选择权这也算作是一种败笔。

用经济学的术语讲，采用某种方案而放弃选择其它方案的做法一定会带来一种“机会成本”。所谓选择的合理性，只有那个被选择方案的确定性收益或者实际收益大于放弃其它方案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时候，这种被选择的确实性方案才被认为有意义，才属于一种“理性”或者最佳选择。否则备选alternative方案不应该被轻易放弃。

大家都听说过，中国的老话讲：“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句话里边包含有一层“机会成本”的道理，含有一种经营人生的战略性思维的考量。因为信不信神，可以说这是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机会成本”，一项最大的战略选择，如果非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了，那么如果……

相信神，对于任何一位遵守道德规范的好人而言，其实不会造成任何额外的人生成本，就象西方二分法一样，你weekdays该干什么还可以去干什么，只是weekends你去教堂洗涤灵魂，或者权且当是一种社交吧！实际上许多人也确实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把去教堂当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因此信仰神，不会带来什么额外的人生“机会成本”。但是反过来讲，如果神确实存在，如果你不幸的选择了不相信神的存在，那么这种对于神佛的“不信仰”就可能或者说就一定会成为人生中的一个最大的“机会成本”。那么当在人生录像回放完毕之后你被带到了神明审判的公堂之上的时候，你想想你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你的人生完全奋斗错了方向，你的鸡蛋完全放错了篮子。

信神，如果神不存在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的人生额外成本；然而不信神，但是神如果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人生最大的“机会成本”。那么站在决策性的立场上进行选择，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原则，似乎我们也应该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样的一种选择。在战略学上，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决策原理。这就是完全站在物质人的角度，站在为了您人生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也就是从“趋利避害”的战略思维的角度，我们帮助大家分析了一下信仰的问题。当然如果站在《有神论》的角度，这种“比喻”未必恰当，未必尊敬。因此还敬请神佛原谅。当然这也只能算是本人的一家之言吧。也就是想个办法帮助大家降低一下人生的“机会成本”。

以上我们给大家讲述的是关于《无神论》（包括《进化论》的人类动物来源）会给人生造成“机会成本”的问题。其实“机会成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风险意识，就是关于人类对于“不可控”因素的一种应对方法。风险意识其实与我们所说的大尺度、大方向有关。战略与决策其实就是在人类认知层面帮助解决大方向迷失问题的一种知识。然而“实证科学”在本质与使命上都不擅长大尺度的的方向问题，容易造成大尺度、大方向的迷失。但是在这方面，《进化论》或者所谓的“唯物哲学”不仅没有想办法去弥补“实证科学”在这方面的缺失，反而恰恰利用了“实证科学”的这个弱点将“实证科学”有意的引入了迷途，在迷失中走得更远，从而为人类文明制造了巨大的文明的“机会成本”。

其实“实证科学”实际上所擅长的是在一个既定点上的效率问题，因此“实证科学”所建立的文明就只能是一种物质效率文明。还是战略学上的那句话；“在错误战略方向上任何成功的战斗，只能使战略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而且越是成功的战斗就越是如此”。也就是说，在错误的方向上，越是有效的行动，实际上所造成的损失或成本也就越大。这种“损失”或“成本”其实已经不是在决策阶段“机会成本”方面的意义，而是实实在在真实发生的成本。在这方面，物质文明的有效“战斗”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也确实起到了一种“辅助”有效增加成本和加大人类风险的作用。

二、关于放大效应

说实话，西方“物质文明”的崛起其实只是这300多年以来的事情，而当今中国社会真正全面步入这种“物质文明”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充其量也只是这30年的事情。如果以“天子文明”3000年的时间尺度来看，或者再加上之前的“神传时代”3000年的话，“物质文明”其实不过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短暂阶段而已，也就是“天子时代”“末期阶段”的后半段，当然这或许需要等到读者们阅读完本书之后才能够真正了解关于“末期阶段”的真正意义。然而从实际的时间尺度上来看，“物质文明”充其量不过只有之前人类文明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的时间而已。然而就是这短短的十分之一时间，西方近现代的“物质文明”所消耗的地球物质资源，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当今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所采用一种资源消耗导向模式，并且是一种低效能的过度消耗模式，其实也是有原因的。那么这其中的必然性，这其中的文明使命的安排，其中所隐含的道理，也只有到了本书后几章的分析中，我们会站在《宇宙智能论》、《文明使命论》与《历史安排论》的角度为大家逐渐的揭示开来。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这都是本人的个人观点。

我们在这里需要给大家特别提出来的是，为什么西方“物质文明”能够这样做到这一点呢？为什么西方文明用300年做了过去人类看似3000年才能做的事情呢？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做到到呢？这就是因为西方“物质文明”有一种追求“效率”的本质，西方文明是一种“效率文明”。这种“效率文明”是一种建立在“工业文明”之上的“商业文明”。也就是说，西方近现代的这种物质效率，在物质形态上其实是一种“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叠加与放大。也就是“商业文明”对工业“物质文明”所起到的一种效果效率放大的作用。其实“商业文明”古以有之。商业是关于流通的，是关于物的周转率。因为商业周转，1元钱就可以当做10元钱来使用。这就是周转率。这也就是对物的一种“放大作用”，也可以叫做一种“乘数效应”。“乘数效应”的本质就是一种放大。所以西方近现代“物质文明”虽然在时间上，可能只有本次人类文明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的时间，但是由于其所具有至少10倍的“放大效率”，因此只有十分之一时间的西方物质文明不能够被小觑。然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西方近现代文明这种10倍的“放大效率”其实主要表现在对地球物质资源的消耗方面，并不是表现对人类生命本源的回归方面，属于是一种字迷失了进取方向之后奔跑的效率。关于“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效率叠加与放大，这里涉及到一个没有给大家讲过的机理，那就是，机理叠加或者因果叠加这是“项目管理”关于在项目“末期阶段”的一种机理。我们在后面的第六、第七章中会给大家专门讲述这个“效果叠加原理”。

关于物质效率“放大效应”的危害，就如同“战略机会成本”一样，往往是物质之人所意识不到的，因为人的本性已经被物质包围了、淹没了。因为物质属性的一大功能就是淹没精神、淹没本性，让人类迷失本性。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全球整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由金融手段所操纵的。金融手段对物质文明而言就是一种放大的杠杆——以小撬大，以少撬多。这就是效率放大作用的杠杆作用。

可以这样的归纳，人类文明已经为走了一条“思想物质化→物质资源化→资源资本化→资本金融化→金融杠杆化”的道路。现在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完全背离了“商业文明”原本的金本位时代的“硬货币总量与市场商品总量对等”的原则。这种对金本位的废除实际上就是为“物质文明”开放了一个可以不设上限的杠杆作用或放大效应。

实际上，这种金融杠杆效率的放大作用也反映出了当今时代人类思维只朝向单一的方向想问题的问题，已经犯了一种“只知进而不知退”的兵家大忌。这也是《进化论》推波助澜的一种线性发展模式的必然——发展只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一种单向线性过程，特别是在当今中国，商业或市场的生命周期也只是被认为是一种单向性的规律——只有高涨，没有萧条。一旦经济萧条到来，那么中国经济与中国企业就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只知道有高涨的思维与世界是全可控的思维其实是一致的。好似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一切都没有意外，一切都是人们期待的成果，而不是风险。因此杠杆效率的放大作用也被认为，对于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望方面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这种单向思维，只看到硬币一面，而不知事物两面性，不知硬币还有另一面的思维，如同我们前面反复讲过的，其实是在战略学上最最应该避免的一种思维方式。战略学最忌讳的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只知进，不知退，只知高涨，不知萧条，其实这是缺乏风险意识的最为典型的一种表现。

然而孤注一掷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万一，只要有一个万一，甚至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可能全部鸡蛋就完了，满盘皆输。单方面的思考问题其实这就是一种绝对化可控论的思维方式。这种可控性其实只有在小尺度的战术点上集中资源才有可能做到。这也是关注小尺度的“实证科学”所擅长的。但是这种绝对化的可控性，一旦离开小尺度的范围，一旦向大尺度延伸的时候，人类对事物的可控力就不再有任何保证了，不可控的风险就会出现。风险性而不是可靠性就会成为事物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杠杆效率的放大作用所放大的就不再是人类所期待的收益或自我欲望的满足，而是一种事与愿违的对负向风险的放大。

比如，当今一个小小的希腊所发生的债务危机就可以拨动全世界人们的神经。试想一下，在经济全球化之前，一个居于欧洲一隅的小小希腊经济与中国人的腰包又会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讲，杠杆效率的放大作用放大的可能是一种风险而不一定是人们的预期收益。但是这必须得大家站在同一个事物具有两面性的思维基点上看问题，才能够看清楚事物“利害相杂”的这个属性。似乎本次全球化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的金融界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考虑如何将金融手段“去杠杆化”的问题。

这里需要给大家说明的一个问题是，避免单向性思维，事物具有硬币两面性的这种思维，与数学“对称性”以及“时间之矢”的时间单向性并不是同一个范畴，切忌混同。时间单向性与人们的单向性思维是两回事。而且恰恰是因为有时间单向性的存在，有时间尺度的变更，才会有生命周期的出现，才会有经济“高涨”与“萧条”情况的出现，有事物“可控”与“不可控”情况的出现，也有运营“收益”与“风险”的出现。也就是说，时间与过程是两回事。时间是单向的，然而过程是有涨落的，是双向的。

三、终极风险

我们在前面要点中给大家讲解的是关于《进化论》如何给人生造成巨大的“生命机会成本”的问题。其实“机会成本”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选择风险——方向性的选择。一旦选择完毕，一旦人生决策选择了错误的人生方向，《进化论》那个由低向高的单向发展思想还起到了一种在错误战略方向上有效战斗的效率放大的作用，也就是一种风险放大的作用。其实在人类空间的层面上，所谓的由低向高的所谓发展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人类整体上所处的是一种水平空间，只存在水平维度的一种线性延伸。在这种水平维度上的所谓上下，其实只能够叫做一种波动，并不具有真正层级上下的意义。对于这种波动，似乎生命周期的称呼似乎更为合理一些。《进化论》的出笼实际上就是否定高层宇宙意志的存在。否定了高层宇宙意志的存在，那么人类实际上也就失去了向高处去的归属。

对于金融危机小尺度的点方面的观察而言，似乎人类还有反思的机会，还有调整一下人类思维方式的机会，比如考虑金融系统如何去杠杆化呀。当然这种机会是否真正的存在，本人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显然当具有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属性的这种人类文明的终极时刻一旦到来的时候，人类就不再具有任何可以调整态度或者转变思维的机会了。这才是“最后的审判”的关于什么是“最后”的真正意义之所在。这是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重点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那就是什么叫做“最后”、什么叫做“终极”？在这方面，《进化论》起到了有可能阻碍人们回归真理大道的最后希望，给人类造成一种永远都无法弥补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一种不再有任何下一次机会的“终极成本”。

其实当今的很多人，也许或多或少的意识到了人类当今所面临的一些风险，甚至“有病乱投医”的寻找各种人世间的解决方案或者所谓的济世良方。虽然这些人使用了一种反对《进化论》的思维方法，也思考出了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些巨大问题，但是这些人并没有能够真正彻底的认识到“物质文明”的本质问题，因此在危机的解决方案上，依然使用了一种《类进化论》的方式，也就是仍然把人类自己假设为万物的主宰。即便是发了一些善心，但是这些人仍然无法看到真正的“天意”与天救人的“标准”是什么。这些人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代替了“天意”。这些努力其实皆是一种小道所为，并非通天之大道。说实话，这些小道其实能够自救都很难，更别说什么救人了，更别说拯救人类了。

所以说，一切小道小法其实根本就找不到挽救人类危机的出路。甚至小道小法所意识到的人类危机其实也只不过是一种表面危机而已，因此小道小法是绝对认识不到与“最后的审判”尺度所对应的人类文明的真正危机的。小道小法也只是凭借着过去的历史经验而已，而真正意义上的“最后的审判”在人类历史上从来都还没有发生过。我们说这种“从来都还没有发生过”，还不仅仅是针对本次人类文明意义上的“从来没有”，而可能是宇宙自创生以来意义上的“从来没有”，而且还不是“实证科学”所能观察到140亿年物质小宇宙意义上的“从来没有”，而是神佛眼中兆劫宇宙意义上的“从来没有”。在这样意义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最后的审判”，那么小道小法又如何能够知晓呢？！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小道小法的努力对于能够拯救人类的真正正道大法而言其实都是一种干扰。我们这里就不展开相关的分析了，日后如果有机会，本人会单独撰文论述。

以过往历史经验看未来，其实这属于一种《起点决定论》的思维。而我们讲的“最后的审判”其实属于一种《终点决定论》。这是一种“项目管理的逻辑”。我们会在第三章中重点讨论这些问题。

然而无论现在知晓与否，人类社会的每一位成员，也包括人类文明历史上的每一位角色其实都必须面对“最后的审判”，特别是在人类文明最后阶段的最后一期的角色们的表现就尤其重要。但是当今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我你他她，在最后一期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那么都会永远被钉在宇宙历史的“功过柱”上，永远都不会再有什么下一期角色的变更与调整。这就是“最后的审判”与人类文明“阶段性审判”，或者与每个人每一生录像回放后的“人生的审判”在本质上不同的地方。比如，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封神演义》。《封神演义》中的《封神榜》实际上就是一种“阶段性审判”，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到了某一个阶段完结了的时候的那种阶段性的审判。实际上在《封神榜》发生之后，东方文明就正式进入了“天子时代”。

其实西方文明中的一些古老民族都有上古时代的《史诗》。其实这些《史诗》之作反映的都是这种人类文明在初期阶段完结之时的一种“阶段性审判”的内容，并以文学《史诗》的方式记录上古人类的重大事件。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是当做一种“神话小说”或者“神话传说”来阅读而已，并不了解《史诗》存在的真正意义。应该说，这些《史诗》也确实属于是一种“神话”，但不是一般人意义上的“神话”，而是神意义上的“神话”。是“神”告诉人类的“话”。“神的话”当然就是“神话”。西方文明有《史诗》，东方文明没有《史诗》，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其中的原因。还有一些中国现代文人一直在努力填补中国没有《史诗》的缺憾。其实都是不知道在《史诗》存在意义的一种表现而已，因为东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东方文明不需要《史诗》这种记录方式。东方文明所需要的是一种在“天子时代”连续的历史记录方式。其实任何“存在”还是“不存在”都是宇宙意志对于人类的安排，根本不象人类所认知的那么简单。又何需要人为的去填补这个填补那个呢？！

《封神榜》属于一种明清通俗小说体。然而《封神榜》所反映的那是关于3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了。那是对中华文明在完成了第一个3000年的“神传时代”之后所做的一个总结，就是给中华文明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在这个阶段性的句号之后，被开启的就是中华文明又一个3000年的所谓的“天子时代”。然而我们在第八章中要给大家所重点分析的“最后的审判”与《封神榜》所揭示的“阶段性审判”在机制上那可是完全不同的。在“阶段性审判”的时候，针对于一个时代的完结，那些核心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负面人物，都可以榜上有名，比如人人知晓的《封神榜》中的那个“扫把星”。因为无论正面或者负面人物，在完成了“阶段性”使命之后，还可以有在下一阶段被从新安排的可能性，还可以从新调整、选择角色或者改过自新、从新做人。然而“最后的审判”就不是这样了，所谓的“最后”那就是没有下一次机会了。那么在“最后的审判”中，被判定是正那就是正、是负那就是负，正负的判定无论如何那都会被永远定格在那里，审判的“判词”那永远都不可能在宇宙历史中被改变了。

另外，关于“人生审判”、“阶段性审判”与“最后的审判”的关系，我们打个比方，就相当于人类司法体系中的“初级法院”、“中级法院”与“高级法院”。“高级法院”的裁决往往叫做“终审裁决”，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最后的审判”与“阶段性审判”和“人生审判”还是有区别的。无论对于什么生命而言，“最后的审判”那都是无法逃过的、无法改变的，那就是生命长河之后一锤定音的盖棺定论。

其实如果要真正理解“人生审判”、人类文明“阶段性审判”与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属性，那么我们人类的认识就必须站在《有神论》的基点之上，而且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命需要多次轮回的过程因果的基点上来考虑，人们才能够把人类《文明使命论》与《历史安排论》的真正机制彻彻底底的看清楚。因此，物质主义的人们会说，这些各种“审判”与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生命轮回说

关于《生命轮回说》的意义，其实这是东方佛教思想的一种认知思维。基督教思想并不这样认识生命。有热心读者给本人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反馈信息，“西方基督徒本来也是相信轮回的。基督教历史上最有影响的 《圣经》学者奥利金(Origen)就是轮回现象的积极宣传者。但在公元553年受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滥用王权的反对和排斥，连奥利金主张的轮回也一并受到王权的压制，以后的很多基督徒便逐渐地‘忘记’了自己轮回的历史。”确实“忘记”这个词汇非常的说明问题，一切不归文明使命所肩负的责任一定会被“忘记”。人类文明中被神佛选择的各个古老民族的上古传说就是这样，需要被保留的就流传下来了，不属于使命的就被“遗忘”了。有些时候为了让人类“忘记”甚至不惜发生让人们所不理解的一些事件，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滥用王权也应该算是一例。

东西方主流思想的这种所谓的认识“分歧”其实是由于东西方文明所肩负的不同使命分工所造成的。西方文明负责人类文明的末期，而“轮回”逻辑的真正使命在于人类文明的“中期”，所以“轮回”逻辑并非西方文明的使命，所以必须被西方的“中世纪”所“忘记”。而在1927年英国学者埃文斯・文茨编着了《西藏度亡经》之后，西方人中开始相信轮回转世的人数上升到四分之一的这个现实那就属于东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末期“终点”机制交汇的事情，完全属于另外一种机制了，与东西方文明在“中世纪”的使命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们已经给大家讲过的关于“濒死经验”、“人体摄像机”、人生“录像回放”等等这些认识，其实我们都是依据佛家关于人生多轮回的思维进行推理的。还是按照中国的那句老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那么为了避免人生最大的“机会成本”，我们奉劝大家，最好还是“宁可信其有”吧。然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讲，《宇宙智能论》、《文明使命论》与《历史安排论》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回到具体的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具体成员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再加上《生命轮回说》。

那么生命多次轮回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就是本人在这里想要给大家分析的话题。一个生命可以有多次的轮回也就是说可以有多次人生修正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犯了错误那么还可以有下一次改正的机会。这是理解生命轮回的意义的一个方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也就是说，历史上的多个角色可能都是共同的一个“我”所扮演的。那么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的这种多个“我”在相互之间就一定有某种因果关联的相互性。这些关联关系在佛教中就叫做“业力轮报”。也就是历史上的“我”所有的“功过”都会被下一个“我”所承接。这种“功过相承”的多轮回积累，不仅仅决定了下一世“我”的角色，积累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最后的“我”——在“最后的审判”时代到来的时候那个“我”的角色。因此在“最后的审判”时代到来的时候，“我”的角色，那可不是凭自己随意选择的，可不是“我”想干嘛就干嘛，而是一种在历史长河的“业报功德”积累的一种必然。我们前面讲过的“末期”叠加的法则、放大效应，其实也有一种“积累”的意义。

就象演员演电影一样，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位群众演员，但是下一部戏的“我”却想要演个“主角”，而且是演好莱坞大片的“主角”。一般而言，这是逻辑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在“最后的审判”时代到来时候的那个“我”的角色，那只不过是千万年以来所有“我”的角色多次轮回的“功过积累”而已。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主流“理性主义”思想体系中并没有多少关于生命轮回的研究，西方思想属于一种典型的01逻辑，忽略中间过程，关注重要是一种“终极”结果。即便是在宗教思想中，要么升天堂，要么下地狱，讲述的也是一种“终极结果”，这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主要关注结果而忽略中间过程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一致的。西方思维更关注结果。基督教关于“最终的审判”与关于或者“升天堂”或者“下地狱”的思维其实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果导向”思维。其实“终极结果”、“最后的审判”这是西方文明对于人类文明最大、最重要的思想贡献，特别是人类文明到了“终极时刻”的时候。

然而《生命轮回说》在总体是而言，以前对于西方主流人群而言，还算是一种比较陌生的概念。但是从佛洛依德所建立“精神分析方法”以来这种情况就开始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实心理学研究对于西方主流“理性主义”物质思维而言其实是一种重大颠覆，使现代西方人也开始逐渐意识到了生命轮回的意义。然而非常滑稽的却是中国人在党文化的“培育”下却越来越不相信“命”了、越来越不相信“轮回”了。

比如，“前世催眠回溯治疗”的典型人物，美国著名预言家埃德加•凯西（Edgar Cayce）所做的催眠回溯治疗，发现了当今人类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病症的病因，一些用西医病理学原理至今还不能够解释的病症的病因，其实都与某个人的前世因果有关，并非是今生今世因果所导致的疾病。

比如说，有些人经常犯神经性头痛的怪病，通过催眠回溯治疗发现，这些人在罗马帝国时代曾经参与过镇压基督徒的事件，或者在观看迫害基督徒的狮子吃人的角斗场的观众席上曾经拍过巴掌、喝过口彩。催眠回溯治疗发现了许多对于西方世界无法认知的生命多轮回现象。也因此，对于认知生命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因此现代心理学的许多精神分析方法在西方文明中起到了一个巨大的认知革命的作用。

因此，在西方国家里，现在有这样的一种逻辑，如果你有了身体的病、生理方面的病，那么你就先去医院看医生，去进行病理诊断；如果医院看不好了，那么你就去看心理医师；接下来如果心理医师还看不好，那么你就去看神父吧，你就去向上帝忏悔吧。就是这样一个逻辑次序。

所以在西方世界中，《科学》与《上帝》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分工不同的。甚至在军队里面，西方军队都配置了牧师，负责士兵升天堂的事。然而在中共的军队里，配置的却都是什么指导员、教导员、政委或者书记等。或许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吧！军队里配置牧师，士兵们准备去见上帝。军队里配置政委，于是党徒们准备去见马克思，因为马克思是“撒旦教”门徒，那么去见马克思，实际上也就是下地狱去见撒旦。

另外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就是，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其实已经走出了《西学》作为《外学》的研究领域，进入了一种《内学》的研究范畴。只不过佛洛依德的这种跨越《西学》的边界，与那些“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泛科学”的“越界”不同。佛洛依德改变研究目标之后，他的研究方法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实马斯洛的心理学也是如此。因此根据本人的观点，佛洛依德-马斯洛的意义，应该象巴科斯特的“植物意识实验”与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实验”一样，成为人类“新科学”的里程碑。

五、再论右脑功能

下面就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生命多轮回“业报功过”如何“积累”的问题——也就是，人的“业报功过”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是如何被积累下来的？人体中到底有没有这种我们以前还没有认识到的、负责生命中长线多轮回因果的“积累”的功能？那么下面本人针对这个“积累功能”的问题给大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记得在本章前面的论证中，本人给大家讲述过“初识右脑结构”这方面的论述，并且批判所谓的关于“右脑开发”的这种不靠谱的说法。关于人类右脑功能的研究，人类社会近年来似乎非常热衷。因此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了人类左脑与右脑在机能与容量方面存在着非常巨大的差异。然而西方“实证科学”所使用的实际上主要是人类的左脑功能。左脑的特征往往善于分析、逻辑、数字、关注表层事物，而且左脑的记忆能力属于一种短时瞬间记忆，这些特征与我们论证的“实证科学”擅长小尺度、短时效规律的属性完全一致。因此“实证科学”对应于人类的左脑功能。因为《西学》属于一种《外学》，所以对应于《外学》属性的左脑，本人就称之为《外脑》。

然而人类右脑的功能，对人类而言，对“实证科学”而言，是相对陌生的。但是据说，人类右脑的容量是左脑的1万倍。所以许多人就天真的认为，既然右脑功能还没有为人类所认知和利用，那么我们人类就“开发右脑”功能吧。“右脑开发”的概念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右脑开发”的概念是非常幼稚的、肤浅的，甚至是十分荒谬的。“开发右脑”这只是《无神论》、《进化论》的一种想法。其实人类没有使用的右脑深层功能，看似没有给人类所利用，但那并不等于没有被使用。就让我们以计算机数据信息存储空间的例子给大家做一个类比说明。

比如，人类的左脑相当于一个存储容量只有1-4G的U盘，是留给“实证科学”短时使用的，也就是留给人类今生今世日常记忆所使用的，只有一种短期使用的权限（一生一世的使用权限），生命拥有者可以在存储表面上经常的进行删删改改（作者注：其实人生今生的全部数据还都在U盘的深层数据空间中储存着，只不过大脑表面保留的记忆数据可以不断的删删改改而已）。

然而人脑的右脑呢？人脑右脑就相当于一个三、五千G容量的人脑大硬盘，其容量可以达到左脑U盘容量的千倍万倍。这个人脑大硬盘其实是用来存储本次人生之前的多轮回生命数据的，可能既包括这个生命体从宇宙起源到生命在宇宙中层层下走人间的数据，也包括下到人间以后多次轮回生命中所有的数据。所以人类右脑的容量必须足够大。但是人类右脑的这些容量那根本就不是留给人体表面功能使用的，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右脑开发”的意义。这是我的认识。

当今人类所开发的电脑技术都已经发展到了对于数据可以使用不同储存方式对待的程度，比如磁介质存储、激光介质存储等等。据说玛雅人的水晶头骨就是数据信息存储介质，那么由高于人类能力的神佛所创造的人体难道就没有更高级的信息数据存储方式吗？！我们在第一章中给大家提到过“人体摄像机”的概念，想必大家还有记忆吧。我们不妨把这个“人体摄像机”的概念再往前推论一步。

想必大家现在都已经习惯了使用笔记本电脑laptop了吧，而使用台式计算机desktop的人则越来越少。那么笔记本电脑的好处到底在哪里呢？大家知道，笔记本电脑属于一种移动办公，可以随身携带，比固定台式机要方便许多了，而且现在大多数的笔记本电脑都配置有“电脑摄像头”。那么既然人体可以带有“人体摄像机”，那么请大家不妨可以更大胆的想一想，人体为什么就不能够有自己的“人体计算机”呢？也许“人体摄像机”就是“人体计算机”的内置“摄像头”而已。难道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吗？如果这种“人体计算机”一旦存在，那么这种“人体计算机”不是比笔记本电脑更方便吗？这或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随身携带。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上帝造人”所说明的不就是上帝使用其所掌握的更高级的“宇宙生物技术”创造了人类生命吗？！按照这种推理，难道“上帝造人”就只能是“神话”而已吗？难道“上帝造人”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吗？

上帝造了人。其实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上帝给人类所设计的左右脑功能是有不同分工的。这就象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人类文明使命中的不同分工一样，人类的大脑左右功能其实也是各有不同分工的，左右大脑因此各有各自的擅长、各有各自所肩负的不同使命。

人类左脑主要负责今生今世的短时记忆，主要注重事物的外部性；左脑擅长于短线分析，具有短线记忆能力。也就是所有今生今世的数据信息都存储在左脑U盘之中。一旦生命的今生结束了，那么就需要将生命U盘的左脑记忆信息从新格式化，清除所有的人生数据，以备下一轮回生命的使用。而左脑中原本储存的所有本次轮回的人生信息数据在被格式化之前，就会被转移储存到右脑的超级大硬盘的信息数据库之中永久性的封存起来，因此每一生的信息数据并不会丢失，以备日后使用。因为在人类文明“最后的审判”的时刻，对于已经多次轮回了的某个生命体，这些数据信息还会被调用出来使用，就象最后判定是否颁给大学“毕业证书”一样。各科成绩必须一起看，而不是只看最后一学期的成绩。

也就是说，人生多少轮回的信息数据会被长久的存储在人脑右脑的大硬盘之中了，也因此右脑的容量必须是左脑容量的一万倍。这是说对了。但是什么“右脑开发”呀，那可据说大错特错了，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实证科学”所认为的那种“右脑开发”的可能性。因为右脑里面那一万倍的容量，其实根本就不是空白区，根本就不具有右脑被开发出来的那种意义存在。其实右脑的容量根本就不是为了人类今生今世所准备的，那是封存人生多轮回信息数据的存储空间，那是已经被封存了的空间，那是留给上帝为人类做审判之时所使用的空间。其实右脑中所包括的生命数据，还不仅仅是人类在人类这个层次中各次生命轮回的全部数据，甚至还包括高于人类轮回的，生命在宇宙下走过程中，在宇宙高层空间所经历的宇宙生命轮回中的生命全过程的全部数据。

其实佛家所说的“开悟”，就是打开生命原本储存在右脑信息库之中的数据记忆以及与储存这些记忆相对应的宇宙层级中的宇宙智慧。也就是说，右脑之中保留的智慧具有某种“先天性”属性，并不是“后天性”的人世间的智慧。当然以上这些观点都属于本人个人的一些的认识而已，本人并不想以本人的个人观点强加于人。

我们在第一章中给大家所分析的那个“濒死经验”与人生镜头的全场景瞬间回放，那是属于某个人的人生阶段性审判的一种场景，是对于某一个生命体今生今世的所作所为的仅仅这一次轮回的“人生审判”。那么在这个审判之前，先要将左脑U盘中所有的人生深层数据进行人生录像回放，之后再把这些人生信息数据转移的右脑之中，然后格式化左脑U盘。然而这种“人生审判”毕竟只是人生阶段性的审判而已。审判的结果决定了某个人生下一辈子的去处与下一生的命运安排或角色转换。这就是左脑U盘储存人生数据信息的意义所在，然后左脑U盘就可以数据格式化了——也就是说，某人下一辈子的安排可以进行从新调整，根据人类文明总进程与生命总进程的进度关系进行调整。然而人类右脑中的生命大硬盘所储存的人生数据信息可不是干这个用的，那是不能被调整的，因此右脑的信息应该叫做“封存”，比叫做“储存”更正确。那是已经被贴了封条的，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进得去的。没有授权根本就进不去，甚至可能连那些阶段性“人生审判”的判官们都进不去的，因为那是留做用于“最后的审判”时才能够使用的，或者作为系统安排人类文明的极高极高的宇宙大觉者才能够看得见的。

另外，因为左脑U盘在每一人生终结的时候被格式化了，全部信息数据都被删除了、没有了，因此擅长使用左脑U盘的西方文明就只能看到人一生一世的信息数据，就看不到在今生今世之前的生命轮回数据。因为生命轮回的数据都储存在人的右脑之中。而右脑属于一种《内脑》，是西方《外学》根本不擅长的，是《西学》根本就不知所措的。所以西方文明不讲生命轮回。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