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22年11月02日】
【原文】
鲜于子骏，宁非一路福星；司马温公，真是万家生佛。
【注释】
鲜于子骏：复姓鲜于，名侁，字子骏，宋代人，苏轼好友。为官清正，办事干练贤能，苏轼称其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如此三难之事，子骏皆能妥善处理。
子骏曾担任京东路等地方转运使。路，是宋朝一级行政区的名称，长官为转运使。赴任前，司马光对他极为不舍，认为他贤能，本该在朝堂，却不得不前往地方为官。赞他为“一路福星”（一方百姓的福星），并期待天下如能有一百个子骏分布在各地就好了。
司马温公：司马光，宋宰相，被封为温国公。编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成为后世治国的宝典。他一生至诚求真，生活简朴，性情淡泊，恩德遍布，被誉为“万家生佛”。
【译文】
宋臣鲜于子骏，总能奉命到地方去赈灾解难，救助一方百姓，被称为一路福星，多希望天下并不仅仅是他这一路福星啊；司马光平生至诚高洁，德惠遍及天下，真不愧被誉为万家的活菩萨。
【点评】
这节内容涉及两位德行高尚的贤臣。
司马光家喻户晓，人们说他治国的政绩并不太突出，相对保守。是否如此，我们不做评判，也许是人生各有使命，也许是宋代能臣辈出，变革激烈，他选择了一条模仿圣人对社会进行道德教化的路。
因为我们能清楚看到，他的贡献更在于德行上的教化以及对古代先祖文化的保留和发扬。他将儒家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义，运用在了修史上，一部《资治通鉴》将战国到宋前上下三千年的历史的各种典型的兴亡教训，有理有据，非常具体翔实地阐发出来，使得学习历史的价值一目了然：治国甚至修身齐家的智慧，为何人要重德守礼的教训，都在其中一一阐明。使得君臣平民，皆可系统深刻又轻松形象地得到人生智慧的启发，这是他最大的功德。此事可谓流芳百世，惠及千秋。此为言传。对大众不分等级的言传德育。说是帝王贵族级别的教育普及给了普通大众，也不为过。
再看身教。在日常生活，他做到了一生在家孝悌、爱妻，侍兄如父，终生不纳妾，与夫人白头相守；对外真诚守信，忠义奉公，一生不撒谎。在物质上极为淡泊，虽曾贵为宰相，生活极为简朴，妻子去世时，他无钱安葬，典当仅剩的田地才完成此事。可以说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到了诚实正直，忧国爱民的君子的德行。此为身教。
尽管他算不上完人，不能称作真正的佛，但可以理解人们敬重有德者的心理。同时人们将德行高尚的人敬为神佛一样，也证明了一点，那就是：古人对神佛极为敬仰，一个凡人能被誉为神佛，那是对德行极高的赞美，最大的荣耀。
如果用中医治病来比喻，司马光治国注重上医治未病的德化教育。
而鲜于子骏，相比之下，他为政更像扁鹊，待到病重时找他治理，仿佛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他德才兼备，擅长处理棘手的难题。对儒家为政重德的要义，领悟的十分到位，既有原则纲领，又能灵活机变，避免教条。他处理政务能临危不乱，心态平和理性。行动干练稳重，不走极端。
比起司马光，他更适合处理具体的突变的国事，因而政绩相对突出。常常被派往地方处理棘手的政务。很被皇帝信赖。这才有司马光对他“一路福星”的赞美。
他的具体例子我们在下边的故事里详解。
【故事】 鲜于子骏 遵上护下双全法
事情发生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王安石改革的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富国安民，但改革太激进，就会犯下急于建功走极端的毛病，必然会出现很多的漏洞，反倒演变成害民。
当时有一项叫青苗法，目的为了劝农，官府在青黄不接时，直接以较低的利息借钱粮给贫困的农民，收获季节再还钱给官府，这样国家增加收入，农民也可借到利息较低的钱粮，避免民间的高利贷。但需要家境较好的上户人家做担保。
可是这样一来，上户要担风险，很不情愿，因为贫苦农民即使借到，到了规定时期又不一定还得起，政府又无法象民间那样自由商量延期还贷。这样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上户受损不平，很多农民也因此苦不堪言。但不少地方官员怕得罪王安石，不管自己管理的地区具体情况如何，一律机械地执行新法。
鲜于侁在利州路为官时，老百姓觉得借贷政府发放的青苗钱，压力和负担更重，所以没人要求发放。鲜于侁也不勉强他们。觉得这样既没有违反新法推行的原则，也不害民，就该这样做，心安理得。有人想害他，就向王安石诋毁他，王安石急于推新法，控制不住情绪，就很生气，派人责问他。鲜于侁说：“青苗之法，老百姓要求办才给与，老百姓不自愿，哪能强迫他们呢?”
此话确实合乎情理，王安石也就没再说什么。这证明他心中为民为国，但也懂得做事要有度，为官想到的是百姓和国家，自己的名声政绩，根本不在意。没有私欲，必然平和无惧。如果王安石能冷静谦虚，意识到自己有急于建功的心态，就能听取各家意见，完善不足，妥善平衡好各种关系，甚至可能获得所谓反对派的支持和智慧。新法也就不会这么快失败。中庸之法，本为孔圣人的教诲，可惜懂得运用的人并不多。
新法中还有一项助役法，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报应交纳的助役钱。利州转运使李瑜定40万，鲜于侁反对说：“利州地瘠民贫，交20万就行了。”李瑜不听劝阻，结果各路所定的役钱都没完成，神宗肯定了鲜于侁的意见，让司农曾布颁布下去作为标准。因此贬黜李瑜，提升鲜于侁任副使。这件事也说明他既能遵行新法，又能考虑百姓实际的情况，做到苏轼说的：上不害法，下不伤民。
鲜于侁办事极为干练。在作永兴军判官时，万年县的县令动不动就抓人，抓了几百人关在监狱里，弄得民众怨言沸腾，但他却处理不了，很长时间也没结果。鲜于侁于是被派去接手这些案子，几天就理清案件，监狱为此一空。
元丰二年，扬州治理又因多年积压不少问题无人能解，鲜于侁被任命为扬州知府。神宗皇帝对他说：“扬州是个重要的地方，长期以来找不到好的知府。我如今亲自选定了你，你定要好好治理那里啊！”可见他的治理能力。说白了就是无私奉公，没有个人私欲，同时深得中庸之道的要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