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10月14日】
一国行政的良窳，全看用人的得当与否；而用人的标准，则舍公平的考试制度以外，再没有更好、更有效的方法了。其实，以现在的思维模式推究起来，先秦时期当时举行考试的作用，多为了巩固与维护自家城邦的君权，多方延揽、起用有德、有才的能人异士辅佐国政，以达到称霸诸侯的目的，而对于作育英才的真正目标，反倒置之不问，因此学校教育并没发挥真正的功效。
自从汉代左雄改進“察举制”以来，考试制度的雏型也就稍具规模了。隋唐以降，“科举”代之兴起，于是朝廷所挟以甄拔人才的方法，不得不出于考试一途。再历经宋、元、明、清，承袭历代已有的基础，加以不断的增删修补，故考试制度日趋严密与完善。可人间的事物，相生相克、有利有弊，久而久之，徒具追求形式上的整齐严肃，光从表面上讲究施行，可为了维护达官贵胄本身的既得利益与权势，暗地里营私舞弊、买卖贿赂……。如此一来，那些所谓的“国学”、“乡学”、“家塾”、“党庠”……等等的学校功用为科举选士所夺取，学术钻研为制度技艺所蒙蔽，失掉了作育英才、培养才德兼备文人、普及知识或专门学术、选贤与能以辅佐国政的真正目的！
再说，古代所谓的选士，也就是选拔够资格入朝为官、襄助施政的最佳人选。而历代选士制度，有个共同之处：其初始全取自学校，其后分于科举，再后学校科举趋于合流，又后科举学校互争存废，最后则二者连为一贯。在过去一两千年当中，科举和学校，相成相毁，相禅相递，科举因学校而起，也因学校而废。其间盈虚消长之迹，息息相关，宛如一体的两面，有不可分割的趋势。
举例说，汉代朝廷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的制度，实际是因学校而起；唐之“生徒”，则与科举并進；宋代曾罢科举，专以学校進身；或科举与学校并行，而应考人必由学校送考；明、清两代，名为专以科举取士，实则科举与学校合为一途。其举人以下，为学校制；举人以上，为科举制。五贡──恩、拔、岁、优、副贡之设立，乃是指贡于太学读书而言。名为科举取士，实则学校选生。降及末流，学校有名无实，群趋于科举的一途，乃有罢科举兴学校的事件发生。
古人云：“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尽管学校教育包括在社会教育里边，尽管学校教育与历代考试、科举制度相互包容、相互依附，变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双刃关系，在历朝历代各方面的发展上，并无举足轻重的剧烈影响，但对于民心士气、道德操守、言行规范……等等精神层面的建立，它那潜移默化之功，可是轻忽不得哪！
这儿只以一个有限的角度来谈谈古代学校教育，在选士、科举的双重影响下，历朝历代有些什么因应而突出的特色，简略扼要的举隅而已，难免以偏盖全、挂一漏万，但如能起到回归正道、抛砖引玉的作用，则于愿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