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12月28日】
明初最重学校，以学校为“科举”的基本。《明史.选举志》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兹将明代学校概况略述如下：
国子学
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在南京设“国子学”，为明代“太学”的名称。令品官子弟和人民俊秀通文义的，并充学生。天下既定，诏择“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子学”（初改“应天府学”为“国子学”，后改建于鸡鸣山下，既而改“学”为“监”。）设“祭酒”、“司业”和“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掌馔”、“典簿”等官。
到了成祖永乐十八年（西元1420年），迁都北京，亦置“太学”，故有南北两“太学”之分，各地土官和日本、高丽、琉球、暹罗诸国，皆有官生入“监”读书。学生额数极盛时，几达万人之多。
“太学”中除衣、食、住有布帛、廪饩（每月由公家所供给的官俸。亦作既廪、饩廪）、号房等供给以外，关于“育”、“行”方面，也有所资助。
至于“太学”中的教授方法，每日早晨，“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的首席，则依次序立，诸生揖举，质问经史，拱立听命。
每月的朔望日各给假一天，其余日子升堂聚餐，而会讲、覆讲、背书、轮课为经常课业。
所习的功课，自“四子书本经”以外，兼及“刘向说苑”和“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以二道。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
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功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有事故外出，必须报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报告“祭酒”“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守的记下来，再三犯的予以责罚，四犯的则发遣安置。
所有学规条目，屡次更定，宽严得中。堂宇宿舍饮馔澡浴等等俱有禁例，司教的官员，必选耆老宿儒。
关于“国子监”学生课外的工作，照《南雍志》一书所说，如整理田赋、清查黄册（即户口）、兴修水利等事，皆命监生去做；或缮写书籍；或学习翻译；或以特事遣使；或以巡狩从行。而对于分发至府衙各部门辅佐实习诸生，即依其表现随时任官这一点，尤为重视。《续文献通考》载：
“洪武二十六年（西元1393年）十月，擢监生六十四人为布政使等官。先是天下初定，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尝遣国子生林国云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各郡，继而推及他省，择其壮岁能文者，为“教谕”等官……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时虽复行科举，而监生与荐举人才参用者居多，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太学生‘拨历制’
明代学制，尚有一项优良制度，联络“学校”与“铨叙”（按照资格而授以官职）的关系，为两汉、唐、宋诸代所无，而清代又不能踵行的“太学生拨历制”。
“拨历制”始于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命国子学生于诸司习吏事，是为“历事生”。有“正历”、“杂历”和“诸色办事”等名目，各有定额。以在学年月的深浅，为“拨历”的先后。其在各部历事，亦有一定年月。昼则趋事于各司，夜则归宿于斋舍。限满则或上迁；或回“监”，仍得参加科举。
“拨历制”的优点为：“优游之以岁月，琢磨之以文理，束约之以规矩。廪食学校，则俾其学经史；历事各司，则俾其习政法；遇大比岁，使其就试。其为教法，可谓本末兼备。”
所谓“拨历”，乃分发实习之意。故有长差、短差之分，后俱改为一年上选。其考核方法，分为上、中、下三等。考列上等的始获选用，中下等则历一年再考。再考得上等的，以上等用；中等的不拘品级，随才任用；下等的回“监”读书。
府州县学
明代除于南京北京设立两个“国子监”以外，在府、州、县、卫无不有“学”，教养之法，亦甚完备。《明史?选举志》载：
“……洪武二年，太祖初建国学……于是大建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下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
社学
明代于府、州、县学之外，又有“社学”。太祖洪武八年（西元1375年）正月，诏天下立“社学”，并在诏中说：“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有司其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导民善俗，称朕意焉。”
于是乡社皆置“学”，令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洪武二十年（西元1387年），令“社学”子弟读“诰”、“律”的赴京师，由礼部比较其所诵的多寡，次第给赏。
到了英宗正统元年（西元1436年），诏有俊秀向学的学生，许补“儒学”生员。孝宗弘治十七年（西元1504年），令各州、府、县访问明师，民间幼童年十五岁以下的，送“社”读书，讲习“冠”、“婚”、“丧”、“祭”之法。（见《续文献通考》）
当时官吏凡留心民事的，常以兴举“社学”为要务。又“社学”教读，且负有改良地方风俗教化的责任。如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社学教条》说：“……通加礼貌优待，给以薪米纸笔之资，各官仍要不时劝励敦勉，令各教读务遵本院原定教条，尽心训导，视童蒙如己子，以启迪为家事，不但训饬其子弟，亦复化育其父兄；不但勤劳于诗礼章句之间，尤在致力于德行心术之本，务使礼让日新，风俗日美，庶不负有司作兴之意，与士民趋向之心。”再看《王文成公全书》的“训蒙大意”，亦可见当时教读督责幼儿之法，和儒者研究教育的用心啦！
书院
此外尚有“书院”制度，如王阳明讲学的地方，有“龙岗书院”（在龙场）、“贵阳书院”（在贵阳）、“濂溪书院”（在赣州）、“稽山书院”（在浙江）、“敷山书院”（在南宁）。（均见《王文成年谱》）可见到处经营的理念，是隐然以复古学校为己任。
明末书院最著名的，有“首善”、“东林”二书院，曾为魏忠贤所毁，魏奸败后，儒者复立。刘宗周的“证人书院”，尤为著名。（见《明史?刘宗周传》）
明儒讲学之所，在书院以外，复有寺观祠宇的集会，月有定期，以相砥砺。《王文成年谱》中记载王阳明的门人，集会尤盛；徐阶在灵济宫的集会，听讲的有数千人之多。
当时讲学的钜子，如钱德洪、陈时芳、王畿（以上三人，明史上都有传），所至之处，集会开讲，至老不衰。随时随地因事举例讲解，并无一定章法，依高道德标准及古圣先贤的处理方式，抒发一己观感。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这实在是前古所未有的盛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