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09年11月05日】
汉武帝时所兴办的学校，尚在草创时期，并无系统可言。到了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始制定各级学制系统，当时分学校为五级：
在京畿只有“太学”一级；在地方分为“学”、“校”、“庠”、“序”四级。由郡国县邑兴办的称作“学”和“校”；由乡聚兴办的称作“庠”和“序”。
“太学”属于大学性质；“学”、“校”属于中学性质；“庠”、“序”似属于小学性质。其实这些等级，并不十分显明，且没有中小学正式的名称。“学”、“校”、“庠”、“序”四级，并没有连属的关系，对于京畿的“太学”，也不相统属；不过由“学”和“校”出身的学生才有资格升入“太学”求学罢了。
以上所说，全为直系的学校；此外还有两种旁系的学校：一为“宫邸学”──是京城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所创办的；一为“鸿都学”──是由帝王一二人的意旨临时兴办的。
汉代时，国家教育虽较前代发达，而私人讲学的风气也很盛行，儿童和青年所受的教育，多半付托在“私塾”（私人讲学授徒之所）里面。“私塾”似乎也有两级，而低级的特称“书馆”。“私塾”的势力有时且凌驾官立学校之上，而地方父母官所设立的学校，时兴时废，若有若无，反而无足轻重了。
“太学”的起源──汉代的“太学”，在武帝时，始由董仲舒提议创设。当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时，增加到百人；宣帝时，增加到二百人；元帝时，增加到一千人；成帝时，已到三千人了。后汉初年，学额无从考查，但以光武帝热心提倡，继之明、章之治，更臻于完善，重视兴学，一时学者云集京师，则“太学”的发达，自不必言。而“太学生”最盛的时期，当以质、桓二帝在位的时代为第一！当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余人。郡国方面亦有“五经百石吏”，“文学椽”，于是京师内外，已多文质彬彬的学者了。当时设学的系统是这样的：
京师──“太学”。以“博士”为师，其学生为“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
地方──“郡国学”。以“文学椽”、“五经吏”为师，其学生取郡国子弟少年聪颖的入学，学成以后，贡于京师。
另有一点要说明，武帝初，采纳董仲舒提议所设置的“博士弟子”，系就原有的“博士官”而随从受业。到了光武中兴以后，为了广纳贤才，于是先访求四方隐居的儒雅、士子、学者云集京师，乃设十四“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领于太常。（官名，教育部分也归他掌管）太常选奏“博士”，先试而后用，于是乃有考试“博士”的制度。《文献通考.太学篇》载：“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为之，无选试之法。中兴以来，始试而后用，盖欲其为人之师范，则不容不先试其能否也。”
关于汉代“太学”制度的建立，由西汉武帝初的五十名“博士弟子”（后称为“太学生”），到后来发展成东汉光武中兴后的三万余人，其他州郡的学生，尚未计算在内，学校生徒之众，可谓中古无匹了。根据《资治通鉴》司马光论教化风俗中，有这样的赞誉：“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
因为这些“太学生”入学不加选择，申送不加限制，教授不加考察，徒然想以“一第”（一次考试）验其成绩，虽然说达到了国家“兴学育才”的崇高目标，可却没考虑到，考上者几稀而落第者多如过江之飨的后果，一大票人“屡试屡败”，无法也无路取得一官半职，前途茫茫，不知归宿在哪？虽然朝廷为此特意一补再补，多方考试，不仅具有网罗遗才的善意，同时也具有消纳游宦之心，可久而久之，虽博得“兴教化”的美名，而实际上却造成“盛游宦”的流弊了。世间事总是利弊互见、得失消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