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0年01月14日】
国家之治乱系乎“人”，人才者，国民之本；学校者，人才之本；兴学所以安国而长民也。因此之故，孟子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果能如此，那么，一国之事无不举，境内之民得安宁！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神有意造就的半神文化，当然，攸关生民社稷的教育更是重点演绎的环节。
综观先秦至清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类环境中，有意无意的由简易到完备，由贵胄到庶民，由行艺至专科，由京城至各地，由官家达私人，由国内达海外。一路繁衍、一路补充、一路修正。只为建立人类正确的道德准则与生活规范，达成神传教化为目的。
周朝以乡三物教万民
古代举士皆出于学校。《周官》载：“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艺。诗书礼乐，谓之四术；四术既修，九年大成。”（《通志》注：物犹事也，兴犹举也。）也就是说，把这六项德、行、艺和四术完整的教给万民之后，乡大夫（官名，《周礼》地官之属。王有六乡，每乡“卿”一人，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皆其时地方自治之官吏，故诸侯亦皆有乡大夫。）就能从中举其能者、贤者，以“乡饮酒礼”待为上宾，接着再将其著述或言论進献于王，使之受重用。
《周礼》中记载：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渊、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乡饮酒礼”即是上古之乡学，三年业成之后，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举荐其贤者能者，以晋升于君。将升之时，乡大夫为主人，与之饮酒而后升之之谓。（见《仪礼.乡饮酒礼篇》）
唐代太学生严格的黜陟法则
“国子监六学”学生的“岁考”，如有以下情况出现的：口问大义，如三次列下等，和在学超过九年的；“律学”学生已经念了六年，仍不堪“贡举”者；不服从教导，一年中违规期满三十日、事故满百日、亲病满二百日的；全都取消在学资格，罢归为民！
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学生”。
其学业有成的，由监司简试，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
总计每年“明经”、“進士”及第的不过百人，“两监”学生仅有一二十人罢了。
宋朝考查日常起居言行
两宋时，对于学生，有所谓的“学行考查”，凡学生初進学校以后，由斋长、月谕逐日登记他们的操行和学业。到一季终了时，挑其可选的送至学谕处考查一次；学谕考查过了，过十日再由学录考查；再过十日又由博士考查；最后又由长贰考查。长贰即国子祭酒和司业。一年终了时，由长贰会同教职员评定高下，登记于“行艺簿”以为升舍试验的参考。（见《宋史.选举志.职官志》）可见古时对在学学生的生活品德考查，极其严峻，关卡重重，丝毫疏忽不得！
教育宗旨首重德育
人间事虽有利有弊，可这神传文化的精华，全在灌输人们重德行善，一切都以此为依归，所有全以此为出发点。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半神文化的教育理念，全落在了“德行”上，不管设多少“学”，发展多少“特色”，但基础全在“行艺”二字，行为不妥、言论不当就不行，干什么都没门，当官更甭想！
任何一学或专门研究什么科，都得选读一小“经”或一大“经”，更鼓励所有的经全选最佳！虽然古代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在培育人才，進一步为辅佐朝政而用，但就往后历朝历代所重视的四书五经等等考课，其课程内容探讨与揭示的都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所以道德伦理、言行规范是为人应有的生活准则！什么都离不开“德行”，任何事都得依循理法！
古代虽然教育不能算是普及，可人的“求知欲”却是古今相同的，那时的学生生涯也不简单，读经要讲究打坐，姿势更是要求严格，还得净心、调息，拿起笔要讲运气呼吸的，求学过程一丝一毫敷衍不得，一言一行都有掌教者观察与纪录哪！反观今日，开放“发禁”、“服禁”，提倡别伤害个人自尊，把个“德育”弄成了虚名；多样化的社团活动充斥，夺去了大部分学经时间……其实，那些经书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人处世的法典，并非像今日人们想像的那般呆板八股呢！
明代重视课外活动与分发实习
明朝监生的课外活动内容，多彩多姿。《南雍志》里有不少记载，这儿仅举几项：
明太祖曾命户部据实核覆天下土田，而苏、松一带有钱富户，为了规避徭役与赋税，想方设法以不正当手段徇私舞弊，相习成风，奸弊百出，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皇上闻之，特地派遣国子生武淳等前往该区，随着粮食生产的多寡，分成区块，每区置粮长四人，让他们召集里甲中六、七十岁的耆老们，大伙儿亲自到田亩间共同丈量之，测其大小、定其字号，并且在其间竖立名牌，书写该地主名字及田地面积。如此编类为册，发给地主“名状”一纸以?证明与确认。此项巨大工程于洪武二十年春二月戊子完成，远望田间，名牌块块竖立，若鱼鳞一般，故名“鱼鳞图册”。至此，浙江布政使司及直隶、苏州等府县，地籍图册完成進呈朝廷，太祖喜悦，赐太学生武淳等丰厚赏赠。
洪武二十四年八月乙卯朔，户部所贮藏的天下黄册，全都送往后湖集中收架存置，委任监察御史二员，户科给事中一员，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比对清查。如有户口、田粮纪录遗失或差错等事，就造册直接上奏。其官员、监生合用的饮食、馔品、器皿等项，以及膳夫、厨妇，都于国子监里征调取用；如果还不够，可于都税司和上元、江宁县等衙门支援拨用，其后奏准本国子监惟供给监生即可。凡官员、监生、吏卒、人匠等，每五日一次，得过湖至该地晒晾所有黄册。
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乙亥，遣监生及人才分别至天下郡县拜访，督促官吏庶民修治水利，并酌给道里费补助；永乐二年十月丁巳，翰林院進呈所纂录的韵书，赐名《文献大成》，可皇上认为尚未完备，遂命重修，以祭酒胡俨兼翰林院侍讲及学士王景等为总裁，开馆于文渊阁，礼部特地挑选能书善写的监生配合誊写；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监生胡敬、蒋礼等三十八人到翰林院学习译书。每人每月给米一石，遇到开科取士时就令其就试，否则仍继续翻译所作文字。合格者获准科举出身并当官就职。该翻译馆设置于长安右门之外。以四种夷狄字学为主，分为四斋，命都指挥李贤以锦衣卫军守门，务必令其完成。
由以上纪录可以明白，明朝时把课外活动与实习分发联系起来的“太学生拨历制”，发挥了极大效用，不仅弥补了官员人手的不足，也为监生提供了進阶升官的另一途径。其实现今的所谓“建教合作”、“社区服务”……等等名堂，在七八百年前的时代早已热闹登场过啦，千万别以为古人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而已哪！
中土教化远播域外
《明史?选举志》：直隶省省城为诸多士子、太学生云集求学之处，连边疆地区的云南、四川皆有土官生──日本、琉球、暹罗诸国亦皆有官生入国子监读书，朝廷时常加以厚赐，其从人、随行并获好处。云南、四川等土官常派遣子弟、平民至京入监读书者，人数众多，其给赐与日本诸国相同，朝廷更在国子监前，另外建造百间房舍让其居住。
《蒋一葵长安客话》：明朝建国初年，高丽派遣金涛等入太学，其后各国及土官亦皆遣子弟入监，监前别造房居之，名“王子书房”。现今太学前有“交趾号舍”，那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另设国子监以来，为处置交趾官生所建的。
神传文化为教育奠基
瞧瞧！以往太学生的住宿筹画多妥善呀！食、衣、住、行、育、乐全考虑周全，还有公俸补助可领，因此，当时的观念认为能入学读书，可是非常光宗耀祖的事儿呢！虽然有的人，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或命中没有，早已七老八十了，还在读书，那么清朝时有这么条规定：高年不第，赏以出身，以示其惠──乡试不第，年届九十之廪生监生，与年届八十之贡生均赏给举人；年过八十之生员均赏给副榜；会试不第，如年过百岁之李炜赏国子监司业头衔；八十以上之李珩等赏翰林院检讨头衔；七十以上之丁福隆等赏国子监学正头衔。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皓首穷经”也非同小可，一个人穷毕生之力钻研经书，满脑子灌的都是古人穷通达礼的处世原则，一肚子装的都是往圣先贤的道德智慧，虽然他屡试不第，虽然他命运多舛，可他这一生的一言一行，绝对中规中矩，绝对为人楷模，肯定如此，那绝对是个上天认可的好人，那么可能今生或来世福报连连。
中国是神特地选定来辅导和传播文化的地方，人的生活方式、人的思想理念、人的言谈举止、人该具有的道德内涵……等等，全在上天慈悲的安排与规划中悄然引领，但是不管哪方面，无论涉及什么，一切都以人的高道德操守为本，除此之外寸步难行！总之，神传文化奠定了自古以来人类教育的基石──以“道德”教化，以“行艺”辅育。
《明儒学案》里有这么一段记载：樵夫朱恕，泰州草偃场人，听王心斋（备注）讲学，感觉津津有味，每回樵木，遇上开讲，必定造访该地专心听之，饿了就向都养（主持讲学之事的人）乞求浆汤，解开自家所带的裹饭配食，听毕，则满心欢喜浩歌负薪而去。
陶匠韩乐吾，兴化人，以陶瓦为业，私心羡慕樵夫朱恕的学养而从之学，久之，觉有所得，心有所获，于是以教化风俗为己任，闲暇之余，遇人请教就随机指点。结果，农工商贾各行各业，跟从他游学者有千余人之多，秋天收成后的农闲暇隙，陶匠韩乐吾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至一村，前村歌诵后村答辩，弦诵之声，洋洋然不绝于耳也。
这就是神传文化的广被之力！这就是教育潜移默化的功效！
备注：王艮，字止汝，号心斋，泰州安丰人（西元1483-1541年），是王阳明的弟子，也是泰州学派的创始者。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