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1年04月06日】
【白话试译】
臣光说：“‘信’这一字，是为人君者的最大宝物。一国的安危，全仗恃于民心；民心之向背，全仗恃于上下以‘信’维系。不以‘信’维系，就无法役使人民；不能役使人民，也就没法守护国家的安全。所以古代“王天下”的天子，绝不欺骗治下的诸侯；霸诸侯的国君，也绝不欺骗周围的邻邦；善于治国的，绝不欺骗他的人民，善于治家的，也绝不欺骗他的亲属。不善于治国、治家的就恰恰相反，欺骗他的邻国，欺骗他的百姓，甚至兄弟、父子相互欺骗。上面的人不相信下面的人，下面的人也不相信上面的人，如此一来，则上下互欺、离心离德，最终招致失败的后果。纵使巧取豪夺而得好处，但所得之利，绝不能医好因使用欺诈而遭受的创伤，所获之数，也绝不能补足因使用欺诈而遭受的损失，想想，不可悲吗！从前齐桓公不肯背弃他答应曹沬的诺言，晋文公没有贪恋歼灭原国的利益，魏文侯不愿失信和虞人所订之约，秦孝公兑现给徙木者应得之赏金。这四个国君，道德并没非常完善，而商君更是被称做刻薄的一个人；又加处在征战攻伐之世，天下都倾向相互施诈的时代；可他们还都不敢弃舍了‘信’来对待他们的人民，更何况在天下承平时代做天子的呢？”
臣光曰：“合纵和连横的说法，虽然翻来覆去的变化多端，然而总是合纵这一说法，对于六国是有利的。从前先朝周王分封万国，与诸侯亲善，使他们来往朝聘，宴飨为乐，集会结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希望他们同心协力，维护国家的安全。那时候假使六国能够本着信义、善意相亲，秦国虽然强暴，咋能吞并他们呢？要说这三晋一地，等于齐楚二国的屏障；齐楚两国，也等于三晋的根基。按形势说，正是互相借重，内外倚赖，互为凭依。因此，假如三晋攻取齐楚，就是自己斫断了自家人的根基；倘若齐楚攻取三晋，即是自己撤去了屏障，敞开了大门。怎么能撤去屏障，讨盗贼的欢心，却反过来说‘盗贼将喜爱我而不来攻我了’，难道不是悖情违理、犯下大错吗？”
臣光说：“圣人认为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才是人生中最瑰丽的境界；以仁义施政，是为善最乐。因此虽然住着茅屋土阶，穿戴粗简，饮食菲薄，却不会因其鄙陋而以为耻，原因只是恐怕奉养自己太过了，要劳民伤财的。唐明皇仗恃着国家处于承平时代，不再想到可能有后患降临，尽量满足自己耳目之所好，齐备一切巧妙的声技娱乐设施，自认以帝王的富贵，谁都不如我，想使自己，成为前人无法追及、后人无法超越的唯一。不仅只是他个人自娱了事，还拿这种豪奢来向人夸耀。他却哪里知道，他身边的“大盗”（指安禄山）看到这一切，早已经对他的皇位，生了伺隙窃国的心。最终弄得銮驾流亡、宝座不稳，生民涂炭、烽烟四起。这才知道人君崇尚奢华向人夸耀，正足以招致大盗的行窃呢。”
【原文】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恃、赖）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指天子统辖的天下诸侯），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医治）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沬之盟（注1），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注2），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注3），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注4）。此四君者，道非粹白（完全、纯洁），而商君尤称刻薄（注5）；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养）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臣光曰：“从衡之说，虽反覆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诸侯朝见天子为“朝”，诸侯互相访问为“聘”）以相交，飨宴（天子大宴诸侯）以相乐，会盟（诸侯集会订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合力），以保家国也。向（旧时）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屏障），齐、楚者，三晋之根柢（根本、基础）。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臣光曰：“圣人以道德为丽，仁义为乐。故虽茅茨（用茅草盖屋）土阶，恶衣菲食，不耻其陋，惟恐奉养之过，以劳民费财。明皇（唐玄宗）恃其承平，不思后患，殚（尽）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自谓帝王富贵，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后无以逾；非徒娱己，亦以夸人。岂知大盗在旁，已有窥窬（窥伺间隙）之心。卒至銮舆（皇帝的车驾）播越（失去所居、流亡在外），生民涂炭（比喻困苦，水深火热）。乃知人君崇华靡以示人，适足为大盗之招也。”
【心得体会】
本篇是从《资治通鉴》中选录出来的三段史论。史论乃司马光在编撰该书时，就按年所记述的史事中，择其影响较大、或有关于世道人心与治乱兴亡者，特加以评论，说出自己的见解，分系于史事之后，以为读史者的参考。当时進呈御览时，神宗对于这些史论大为欣赏，以为非常切要。而司马光写在此书里的史论，都在开头冠以“臣光曰”三字，藉此与记叙史事的正文划分开，以醒眉目。这与《左传》里的“君子曰”、《史记》里的“太史公曰”，用意相同，应是司马光师法左、史体例之一项。因《资治通鉴》本是宋英宗命令他编纂的，书成之后，必须先行進呈皇上御览，故自称“臣光”。
本篇所选，第一段见《周纪二》，乃评论人君之大宝──信。并举春秋时代，四位诸侯守信不渝之事为范例，期勉为君者重视；第二段见《秦纪二》，乃评论合纵与连横之说的看法，认为秦能歼灭六国，主因在于六国不知同心戮力，以保家国也；第三段见《唐纪三十四》，乃评论唐玄宗崇华靡、殚玩乐而晚节不保之事。
“人”“言”为“信”。人无信不立。这个“信”字，在中国传统美德里，被视为“立身立国”之本！其实，信，是一种为自己、为他人负责的态度。能守信的人，就是诚实对待自己一言一行的人。所以“诚”“信”两字，是一体的两面，两字经常连用。例如：
一诺千金──形容诺言可贵，不轻易许诺，（语出《史记·季布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话一出口，就得信守然诺，千金不易。
一言为定──事经谈妥，便信守不渝。因此大多数的古人经商做生意，不管买卖大小、利益多寡，双方一句话就搞定。不像现在需要订契约、打合同、找律师证明、还得有公开的签约仪式……等等，恨不得有密实的天罗地网来防堵对方钻法律漏洞，迫使自己蒙受不该有的损失。
古人有高道德标准下的心法约束，所以为人处事、一言一行都自然的将眼光放远，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影响后代子孙，一心为后世子孙树立榜样。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些美德能流传千古、世代沿袭，而维持中华五千年道统于不坠。因此，司马光的第一段史论，就人君之大宝──“信”字，大加发挥，并举出春秋战国时代的四位诸侯，不失信的作为做勉励。只是如今的“信”，早已成了“笑谈”了，古人说“礼失求之于野”，我看世风日下的现在，连“野”也找不着啰！
周代列土分封宗室及功臣，即“封”土而“建”国，使其各自建立国家，此即中土封建制度之伊始。而西方亦有封建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时的欧洲。有三大最基本的特征结构：领主、封臣（武士）和采邑。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封臣是拥有领主所分封给他们土地的人，而这些分封出的土地就是采邑。封臣要为领主战斗，作为对领主给予采邑的回报。在领主、封臣和采邑之间的关系与责任构成了此制度的基础。
我觉得天底下没这么巧的事，东西方的先民刚开始有了国家的雏型时，即是施行封建制度，以“小国”的姿态分治天下，这是神有意引领的，是神的旨意。他的美意在于：使诸侯或封臣各自管辖与治理国家，使有经世济民之才的人，能找到心目中的明主，辅佐施政而一展长才；不因国大人多而焦头烂额、不因地广复杂而左右支绌。其本意是好的，为人着想；其目的是“小而易治”，更能使有心之诸侯（或封臣、武士）发展出一套有利而独特的施政方针，国泰民安，各国能互相借鉴而天下太平！如秦穆公时任百里奚为相，内外安定，国力充实，奠定称霸以及往后一统中原的基础；齐桓公重用管仲，“尊王攘夷”而成春秋五霸……等等史实。
可人心难测，“私”字当头，到后来大并小、富凌贫、强欺弱，于是东西方都是一样：争战连年、兵燹终日而不得安宁……，这是因人性的弱点而违反了神当初的美意与用心啊！从此，“封建制度”即为世人所诟病，更为恶共所诋毁，那是没弄懂神的初衷，那是无神论的谬见哪，有道理吧？
【作者】司马光（西元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人。仁宗朝進士，累官御史中丞；神宗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降职出判西京御史台；哲宗朝起复入相，悉罢新法。卒谥文正，赠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亦称涑水先生。着有《资治通鉴》、《涑水纪闻》、《独乐园集》等书。
【注1】事见《史记·卷86 刺客列传曹沬》。曹沬，鲁人，事鲁庄公。齐桓公伐鲁，曹沬三战皆北，庄公乃献遂邑一地求和，与齐盟于柯。当时曹沬以匕首威胁齐桓公，慷慨陈词，请返鲁之侵地，桓公许之。曹沬因弃匕首而就臣位；已而桓公后悔，欲杀曹沬，管仲谏道：“不可，夫贪小利以自快，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与之。”于是桓公尽将侵地退还鲁国，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来归附。
【注2】事见《左传·僖公25年》。晋文公带兵包围了原（国名）城，只准备了三天的军粮，满以为三日之内原国就会投降的；谁知三日已过，军粮用罄，原国并未投降。于是文公下令退兵，解原国之危。退兵的命令刚发出不久，晋派在原国里的间谍跑出来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吏都说：“那么，我们先不退兵，等待原国来降吧。”文公道：“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兵三十里，原国仍然来降。
【注3】事见《资治通鉴·周纪 威烈王23年》。魏文侯，名斯，是战国时魏国第一任国君；虞人，是看管山林的人；期，是约会。一天，魏文侯与群臣饮酒甚乐，天忽落起雨来，魏文侯叫预备车驾，要到郊外去。左右都说，今日饮酒甚乐，天又雨，为何要去郊外？文侯道：“我已和虞人相约打猎，哪能失信？”于是亲去告知虞人，说打猎因天雨作罢。
【注4】事见《资治通鉴·周纪》，即在此段史论之前。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图强，已经准备好了变法的命令，尚未公布，恐民不信，便在国都南门，竖立了三丈高的一根木头，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后又加价，能徙者，予五十金。终有一人徙之，真予五十金。然后才下令变法。
【注5】商君，即公孙鞅，卫人，故亦称卫鞅；仕秦孝公，变法图强，封于商，号商君，又称商鞅。他是法家之重要人物，主张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所以说他“刻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