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审判（第六章）：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四）

第六章  三教确立的中间阶段

第一节 《两汉论》与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

四、建立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
——成就东方“中世纪”汉唐经典时代的辉煌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历史发展进程之中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现，那就是在“天子时代”第二个阶段的作为表现，也就是“中世纪”的明暗之分。西方历史的“中世纪”往往被世人认为是一个“黑暗的中世纪”、“消沉的中世纪”，然而东方的“中世纪”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辉煌的中世纪”、“振奋的中世纪”，当然这与东方文明第二个1000年的历史使命有关，也与东方文明在“天子文明”第二阶段一上来就被“儒火”点燃、照亮有关。实际上这就是人类文明的阴阳分工，在人类文明的传统时代，东方文明注重精神为阳，西方文明注重物质为阴。这是传统时代的阴阳之分，精神为阳，物质为阴，因此在“天子时代”最为经典的第二阶段，东方文明辉煌，西方文明黑暗，那是一定的，东方文明有《内光源》。告诉大家，只有进入“天子文明”第三个1000年之后，也就是在阴阳发生反转之后，精神与物质的阴阳就发生反转了，等于是被从新定义了，物质为阳，精神为阴，于是西方文明就逐渐被《外光源》点燃，就逐渐明亮起来，而东方文明则随着心火逐渐暗淡而逐渐衰落。这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在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所注入的“先天”资源、“天道”思想，推动人类文明项目工程的动力作用基本上快要消耗完了，特别是当“天子时代”进入第三个1000年以后，人类文明的“后天”动力就需要由外动力也就是外部资源来补充了。这个阶段西方文明也就是西方物质文明的意义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西方文明就逐渐走向光明与辉煌了。

大家知道，东方“天子时代”的第二阶段属于儒释道“三教确立”的时代，是建立东方文明思想坐标系也就是东方价值观坐标系的时代，其实西方文明的“中世纪”也是建立西方文明价值观坐标系的时代，也就是确立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时代，只不过东西方文明在那个时代阴阳属性与分工不一样而已。在“天子时代”的第二阶段，人类文明仍然处于一种结构体发展的“内时代”阶段，仍然是一种“内亮”时代，是以精神为阳的时代，是以“先天”内火为“阳”的时代，也就是“真阳”时代，因此东方文明被思想照耀的辉煌而明亮，而西方文明则是暗淡无光的。其实此时东方文明属于人类文明的外显与主导地位，而西方文明仍然属于蛰伏隐藏的状态。

人类文明“天子时代”发展到第二个阶段其实所对应的就是结构体三部分的《内机》的部分，而东方文明儒家思想的儒火实际上就具有照亮结构体《内机》的功能，因此东方文明“天子时代”的“中世纪”就表现为辉煌而明亮的时代。然而西方文明所擅长的是事物的《外壳》的部分而不擅于事物的《内机》部分。因此《内机》对于西方文明而言，那永远都是属于“黑箱”的部分，不得要领而入。其实这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分工而已，无需进行褒贬高低的争论。因此对应于结构体《内机》发展过程走到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第二阶段的“中世纪”阶段，西方文明那就一定是黑暗的，因为不知道如何照亮事物的内部。这就是西方“黑暗的中世纪”的真正原因所在。只有到了人类文明走入“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的时候，西方文明才会辉煌起来，因为人类文明所对应的结构体的《外壳》部分了，需要消耗外部资源了，需要借用外部动力了，那么使用《外眼》也就足以了。这些都是西方文明所擅长的，用一切可以延伸的“外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基于人类《文明使命论》的历史因果认知所得出的结论。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关于汉武帝时代的意义上来吧。汉武帝的“大一统”时代基本上解决了中原王朝的内忧外患问题，开始了在正统思想上“三教确立”的工作，也就是建立东方思想坐标系的工作，其实进一步讲，大汉王朝也开始了东方文明生活方式的建立工作，不仅将思想种子进行制度化、系统化的培育，同时还开始了将精神思想进行习俗化、生活方式化的工作。于是“大汉朝”的这个“汉”字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新的代名词，也就是一种新的自我认知、自我识别的代码。大家知道，华夏民族的这个“夏”，我们可以上溯到尧舜禹时代传承下来的“夏”，曾经是东方华夏文明的代名词，“华夏”一词其中的“华”据说代表的就是服饰之美，“夏”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礼仪，“华夏”二字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文明”，一种礼仪之邦，以区别刺青露体的蛮夷民族。然而到了“大汉一统”之后，特别是在“汉文化”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以后，“汉”这个名称就成为了华夏民族的一个新的称呼了，比如华夏民族就以“汉人”或者“汉族”这种称谓自居了。

“汉”的正体字写法是“漢”这个字或许其中就充满了时代变革的意思。西汉王朝五行属“火”，然而“漢”字中有“水”，此乃阴阳兼备、水火相济之象。其中的“三点水”也有“三”通天道而有变的寓意。“漢”的右侧又有“革大”之意，兼有“大变革”与“大皮革”、“大皮囊”的意思。关于人类皮囊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前两个标题中也给大家提及过，关于人类皮囊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本文后面还要陆陆续续给大家讨论。不妨告诉大家，人类文明项目过程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获取人类皮囊的“配额数”并且熟化人类的皮囊，为“天人下走”进入人类皮囊做准备。而不是让人类皮囊去尽情享受物质欲望的。“漢”字右侧的“革大”或者“大革”或许就与人类皮囊有关。当然这只是本人的猜测而已。

我们说，从大汉王朝开始，华夏这个东方民族的许多特征就开始与“漢”字关联在一起了，以“漢文化”为标志的各种生活方式或者文化习俗也就开始确立起来了。大家知道与“汉”有关系的，华夏民族的主体自称为“汉人”、“汉族”，另外“汉人”、“汉民族”所说的语言又叫做“汉语”，“汉民族”所书写、所使用的文字、那种象形方块文字又叫做“汉字”，“汉民族”在历史上所穿的那个民族服装又叫做“汉服”。甚至人们把“汉文化”同化其它民族的过程又叫做“汉化”，甚至连娱乐的那个象棋其实都与“汉”有关，比如象棋棋盘上的那个“楚河汉界”。还有“汉民族”称呼自己民族的叛徒叫做“汉奸”。也就是说，“汉”这个字在“汉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正统”的符号标志。“汉”代表了“正统”、代表了判断标准，代表了“对”与“好”，比如正直的男人会被称为“汉子”或者被称为“英雄好汉”。与“汉子”相对立的那就是“贼”了，就属于“乱臣贼子”，人人可以得而诛之，所谓“汉贼不两立”。

既然已经给大家提到了“汉”这个字，那么我们就必须给大家再说一说关于“汉字”的演化问题。大家或许知道，在秦一统之前的华夏文字，虽然都是象形方块字，看起来大同小异，然而在具体的写法上其实那是各式各样的，各诸侯国的文字其实并不统一，因此诸侯各国在文字交流方面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始皇帝一统六国之后于是强迫文字统一，一律使用官方规定的一种篆书字体。然而篆书字体实际上书写起来还是比较复杂的。篆书与其说是字到不如说是画，象形的味道比较重，字体的逻辑笔划结构性，相对而言比较弱。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篆书还局限在“上承天意”的描绘阶段，还没有发展到结构化、笔划化的程度，还没有实现文字书写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沟通效率。这与“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人类文明的使命其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的使命主要是“上承天道”，是承接宇宙传播的思想种子、DNA，属于“垂向沟通”的范畴，并不需要大量的文字书写量，因此复杂的篆书也无所谓，能够准确的象形描绘天意就可以了。准确描绘天道天意那才是首要任务，人与人之间的水平沟通效率那是次要功能。

然而到了汉代，汉代的“汉字”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隶书体的形态。隶书在书写上要简单许多，因为进入“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实际上已经彻底的进入了“后天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功能成为了文字的主要功能。因此汉代的“汉字”就从描画式的篆书演变成为笔划书写的隶书。这种从篆书到隶书变化，往往被文字学家们称为“汉字”书写史方面的一次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体说来，从“汉字”的组织结构方面来讲，篆书属于是用线条组字，更象是画出来的，而不是写出来的。隶书则属于一种笔划组织，属于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字”的面貌，使“汉字”趋于结构化了、简化了，也就是趋于“制度化”了、逻辑化了。因此隶书变革就被认为是“汉字”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变化，人称“隶变”。然而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汉字的这次“隶变”并没有斩断与中华文化的神传之根，与当代中共汉字简化字的断根之举那完全不是一回事。相比较于篆书而言，我们说，隶书就是把篆书画出来各种复杂的弯曲线条给掰直了而已，并不是把“汉字”的字意组件给掰没了。“汉字”隶化实际上就是为了提高“汉字”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工具的效率，并没有把与神意“垂向沟通”的渠道给切断。这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历史使命也是密切关联的。因此华夏文字就从垂向与天道沟通的意义之上又添加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效率，也就是为了神传思想能够在人世间传播、建立“入世”层面的正统观念添加了翅膀，因此才有文字的书写效率可言，也才需要“隶变”的出现。

另外，大家知道，“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中心任务就是实现“制度化”，打造“制度的巅峰”，对应于结构体中间部分的那个狭义的关于建立“结构化”机制问题，那就是“汉字”隶书的结构化、笔划逻辑化，与东方文明在这个阶段所肩负的使命那也是完全一致的。结构化、逻辑化，那是提升人类认知理解程度的必要基础。这里还需要大家注意的那就是，“汉字”刚刚完成了提高效率的“隶变”，于是蔡伦造纸就出现了，其实就是进一步提高了“汉字”书写的效率。蔡伦造纸出现的时间点那么也绝非“偶然”。

至于“汉字”以后由隶书再到楷书的改变，实际上那只能够算作是一种汉字在“字体”美感形式方面的改变了，也就是艺术表达性方面的转变而已，而“隶变”则属于“汉字”在组织形态、逻辑结构方面的一次重大变革，我们说，这个“隶变”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所开始的制度变革那也是完全对应的，实现了一种文明的结构化工作。应该说这种“汉隶书”，与发展了2000年之后的“汉字”，在字体形态结构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汉隶书”所建立的“汉字”形态具有2000年的持续稳定性与影响力，与董仲舒所建立的“独尊儒术”的2000年持续影响力可以说也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隶书是汉字最正统书写方法，是在确立东方文明正统的统治思想时代确立下来的，是文字之正统。当然其后的楷书，也属于正统书法，属于人类文明走向成住阶段，也就是上升阶段的文字书写方式。无论书写隶书还是楷书一般都快不起来，书写者必须保持端坐与正确的心态。然而后来的行书草书就就逐渐魔性化了。特别是那个狂草，那是人们在放弃了自己的主意识的时候才能够写的出来了。

由此可见，“大汉王朝”就是把中华民族“汉文化”的许多方面开创和固化下来的一个历史时代。

我们讲，东方文明具有东方主义的生活方式，西方文明有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现代文明有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方式”其实包括着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是将思想落实到了“做而不思”的程度，也就是把思想指导打造成为了一种不假思索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衣食住行，那么在衣的方面，东方文明除了“汉服”这种服饰系统之外，那么最著名可能就莫过于丝绸了。大家知道，西方世界认识东方文明，实际上就是从汉武帝时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第一次正式打通丝绸之路为起点的。

又比如在饮食的方面，“茶文化”也是东方文明的标准。再比如，中国人把饮食不单单看做是填饱肚子的温饱问题，中国人已经把饮食上升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甚至连孔圣人都有“食不厌精”的教诲。其实与“茶文化”相关的还有中国的“瓷器”。大家知道，英文“中国”一词就来源于“瓷器”这个单词。当然关于“瓷器”，这是与“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的两宋时代紧密相关的。此乃后话，这里不表。然而“瓷器”的意义，也不是仅仅在于作为吃饭或者饮水的器皿，也是上升到了一种文化的层面，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此外还有，中国人使用筷子而不使用勺子进食，这种进食方式其实影响到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大中华文化圈的许多国家。据说，使用筷子具有开发人脑的功能。

谈到开发大脑功能，那么我们就必须给大家延伸开来讲一下。其实在“天子时代”的前两个1000年之中，中国人或者叫做“汉文化”的许多生活方式其实都与修炼文化有关，也就是与“养机制”有关。东方人生活方式之中往往渗透着许多修行文化的意味，生活有“养机制”分离、天人分离、人神渐远那其实是到了“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以后发生的事情。当然这些往往都是近现代人类所不知道的事情，既不了解也不理解。

比如，中国古人往往讲究盘腿而坐，现代人不理解这是为什么，还无知的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在这方面技术落后的原因，连舒服的椅子都不会用。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盘坐本身就是修行或者养生的一部分。只是到了两宋时代以后，椅子才被广泛使用起来，其实已经进入到人类文明“天子时代”的第三个1000年了，世人就只注重贪图舒服了，就开始放松自己的意识而单纯的跟着身体的欲望走了，甚至只是跟着下半身的感觉走了。其实使用“椅子”这也绝非偶然，因为两宋时代恰恰是“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与第三个1000年的分界点之后的时代。告诉大家，其实“唐宋”这种称呼并不应该合称在一起，“唐宋”两朝，在东方文明的进程之中，甚至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之中，所起的作用那是完全不同的。实际上从两宋时代，整个的人类文明就开始被推向“工商文明”时代了，因此两宋时期对于人类文明在阴阳机制的转换过程中其实发挥着决定性的、颠覆性的作用，与大唐王朝有着划时代的区别。

谈到了椅子，这其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那就是关于朱元璋撤椅子的事情。大家在电影电视中所看到的那种情景，皇帝上朝的时候，一般只有皇帝坐在龙椅上，朝臣们都是在下面站着。其实这只是在明清两代才发生的事情。在两宋时代，椅子被开始广泛使用以后，臣子上朝的时候那是有椅子坐的。把朝臣们的椅子给撤了，让朝臣们在下面站着听吆喝，以突显皇帝九五之尊的威严，那其实是明朝朱元璋的发明。

还有，我们以前讲过的关于“木竹文化”与“玉文化”，其实也都与东方文明的生活方式有关，也就是与东方文明作为一种“生的机制”、“生文明”的属性有关。我们不是刚刚给大家提到嘛，东方文明一直与修炼文化有关，特别是在“天子时代”的前两个1000年间，其实就更是如此。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强调的唐宋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宋代之后，人类文明已经开始发生阴阳反转了，东方文明原本修炼文化的意义也就逐渐的从“入世”的生活方式里面被消弱了，也就是东方修炼文化更加退到了比“神龙不见尾”还要更加隐身的层次上去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世人虚拟出来的“武侠江湖”世界了。关于两宋时代在人类文明转折方面的意义，我们会在本章后面第四节中继续再给大家展开详尽的讨论。

我们以前给大家阐述过这样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东方文明重意，西方文明重形。我们说，在“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东方文明主要是缔造一种“制度的巅峰”。其实“制度”本身还是比较偏于“形”的一面，属于人类文明的组织形式。其实如果单从形式上而言，作为东方制度的“大一统”形式的真正开创者，那是秦始皇六国一统所完成的。我们之所以没有把秦始皇建立统一大帝国作为时代划分的分界点，而是以汉武帝的大帝国作为“天子时代”第一个1000年与第二个1000年的分界点，那就是因为在汉武帝时代，东方文明所注重的“意”开始往“大一统”的《外壳》形式里面添加了，比如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就是干这个的，还有我们前面所提及的与“汉”相关的一系列东方文化方式、生活方式都具有这个意思，都与往“大一统”的《外壳》形式添加“意”的内涵有关。因此汉武帝时代的意义，本人认为，更符合东方文明的特征属性，因此本人就更加倾向于以汉武帝为阶段节点的这种时代划分。

其实汉武帝或者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许多个第一，比如大家看中国历史剧所熟悉的年号，那就是汉武帝所开创的。在公元前113年的时候，汉武帝确定当年为元鼎四年，正式创立了中华文明的年号制度，并追改他以前所统治的年代分别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时期，以每六年命名为一个年号，也应了逢七而变的规律（作者注：三与七在东方文明之中都属于变数，其中三变更加具有“道”的味道，属于“变在其中”，而七变则更具有“术”的意义，属于“变在其外”）。汉武帝此次创举深刻的影响了以后2000年的中国王朝的纪年方式，并影响到汉化圈的周边国家的纪年。其实年号里面还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在下面讨论司马迁《史记》的意义时还会给大家进一步分析关于“年号”纪年在人类文明进程之中的意义。

另外，据说汉武帝还应该是中国纸币最早的发明者，那个时候叫做皮币。这其实也属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为第三个1000年后期的“商业文明”提早所做的一种发明准备。那么到了“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的时候，大宋朝发明的纸币，那就只能够算是汉武帝皮币的一种改进而已。其实这里面还渗透着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人类文明之中一切属于“人类”所发明的东西，都应该发源于东方，并且都需要发生在“天子时代”第三个1000年之前，因为在那个时代，东方文明还存在着阴阳兼备的“生的机制”。

我们给大家讲过关于善恶同在的道理，任何一个事物都存在着优劣两方面的属性，两者是不可切分的。然而在一个事物生命周期由正性所主导的阶段，那么事物冒出来的、显现出来的属性往往都是正面属性的一面；然而到了事物的生命周期由负性力量所主导的阶段，那么事物的负性属性也就会冒出来、会被彰显出来。我们说，任何事物那都是正性与负性一体的结合体、共同体，是根本分不开的，实际上，汉武帝就这样一位非常典型的“二元人格型”。

在历史上，汉武帝与秦始皇一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一方面汉武帝独尊儒术、铲除诸侯、南并粤广，北驱匈奴、开拓西域；另一方面汉武帝好大喜功、任人唯亲、薄情寡义、猜忌多疑等等。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广阔疆土，其实其中就有汉武帝好大喜功的因素在。另外，汉武帝任人唯亲，特别喜欢使用娘家人、喜欢任用外戚，也就是喜欢搞裙带关系。那么汉武帝如果任用对了谁，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功成名就；如果任用错了，那么就会一败涂地。

其实汉武帝“任人唯亲“那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汉武帝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开始打造中华文明的制度与系统，然而汉武帝只是一种“开始”而已，成熟的统治系统并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建立起来，完备起来。因此汉武帝时代的用人还主要是以其个人认知习性为主导。当然本人关于汉武帝的这些观点，其实并不是基于世人的眼光来评判历史，本人还是基于《文明使命论》的机理来评价汉武帝的。

也就是说，汉武帝除了为东方文明做出了许多正面意义的开创或者为了人类文明持续的后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之外，汉武帝其实也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许多负面意义的开创或者准备工作。也就是说，东方思想传统之中的许多负向意义其实也都是在汉武帝时代就开始冒头了。这其实就是有一利必有一弊的道理，甘蔗不可能两头甜。

或许大家知道，所谓的“腹诽罪”其实就是汉武帝所发明的。“腹诽罪”那就是以思想定罪，不以行为定罪，就连想一想那都是有罪的。当今的中共政权就是如此的思维方式——以思想定罪，不需要任何行为证据。可以说，这是汉武帝把“独尊儒术”或者“废黜百家”的思想推到了一种极致的表现，也属于是往“形式”之中加入负面思想的一种做法。这或许是东方“重意不重形”的一种极端负面表现吧，也算是为了末世中共党文化思想“灭的机制”所做的一种提前准备吧。大家知道，我们在第五章中给大家分析过，暴秦始皇为了人类文明的末期阶段进行了物质收敛能力的提前“演练”，那只是属于一种物质形式方面的演练，是为西方物质文明的。然而汉武帝关于“腹诽罪”的准备则属于“灭的机制”在思想维度、在东方思想“重意”方面的一种演练，是为东方末世独裁政权所准备的。因此连“焚书坑儒”的始皇帝暴政都没有敢做的事情，汉武帝却给做了——那就是以思想定罪。

那么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关于“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历史使命上来，本人在这里需要给大家再次强调：大家知道，“天子时代”第二个1000年的历史使命是缔造一种“制度的巅峰”，我们讲这种“制度的巅峰”主要是“内向”的、是对内的，对应于结构体的《内机》部分。因为制度或者系统都是对内的，那么东方文明在第二个1000年整体对外的影响也一定就是非系统的、非制度化的偶尔的外泄、外溢、外传而已，属于一些个体行为。另外一方面，东方文明对于外部世界的影响在第二个1000年也确实开始发生了，只不过是在需要的时候偶尔的发生一下而已，比如两次丝绸之路都是如此。关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这种交流对于人类文明的项目意义，我们会在本章的最后一节——第五节之中再给重点大家讨论。

也就是说，“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人类文明主要以打造东方文明的内系统为主，至于这种“系统打造”成熟之后，东方文明所发生的全面的对外影响，那其实都是“天子时代”进入第三个1000年之后的事情。另外顺便给大家提一下，汉武帝打通西域，站在《文明使命论》的角度讲，实际上那是为了佛教东来而做的准备工作，因为“天子时代”的第二个1000年关于“三教确立”的任务，到了这个阶段中后期的时候，就需要轮到佛教思想在东土大地上发挥作用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