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见网2019年06月10日】
一、文武并用，长久之术
《史记•陆贾传》记载：
西汉初年，陆贾经常在汉高祖刘邦面前，称颂《诗经》、《尚书》。刘邦不以为然，反而骂他说：“你老子我，坐在马上夺取了江山，哪里用得着什么《诗经》、《尚书》？”陆贾说：“您在马上夺取了江山，难道还能够坐在马上治理它不成? 况且商汤、周武王，用非常手段夺取江山，而用正常的方法治理，文治武功并举，那才是长治久安的法宝。过去，吴王夫差和智伯，极力推崇武力，而导致自身灭亡；秦国推崇刑法，而不知变革，结果也是自取灭亡。假使秦国在统一天下之后，实施仁义，效法古代贤君，您又到哪里去夺取江山?”
刘邦尽管不高兴，但脸上还是显出了惭愧的神情，于是，他对陆贾说：“你试试给我写些文章，探讨秦为什么丧失天下，我为什么能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的国家，为什么有的兴盛，有的衰败？”陆贾就写出十二篇文章，大致叙述了成败存亡的原因。
每向上呈奏一篇，刘邦阅读了，没有不叫好的，文武大臣也都高呼万岁。那本书，题名叫作《新语》。
二、审时度势去空言
《资治通鉴》卷123记载：
崔浩收集各家历书，考订核对汉朝建立以来发生的日食、月食，以及金、木、水、火、土五星的运行情况，对从前史书的错误，加以批评，又另行编纂了一部《魏历》，请高允过目。
高允说：“汉高祖元年十月，五星会聚在井宿，这是历书上的一个小错误。现在你不满于汉朝人修的史书，却不觉自己荒谬，恐怕后人也会像我们今天批评古人一样，来批评我们。”
崔浩说：“你所谓的荒谬指什么?”高允说：“根据《星传》：‘金星、水星，常常环绕太阳转行。十月，太阳早晨在尾宿、箕宿之间，黄昏时，在申南消失，而井宿这时才从寅北出现。金星和火星怎么会背着太阳运行?这是史官为了增加事件的神秘色彩，不再加以客观推断和考究的结果。”崔浩说：“天文现象发生异常变化，怎么会不可能呢?”
高允说：“这不是我们空口无凭地争辩所能解决的，要进一步地考察审断。”
当时在座的人，都认为高允的谈论怪诞。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允先生精通历法，应不会是空言虚论。”
一年多以后，崔浩对高允说：“上次我们谈论的，我没有仔细研究。等到重新考核推断，果然像你所说的那样。五星是在前三个月在井宿聚集，而不是在十月。”众人都赞叹佩服高允。高允虽然通晓天文历法，却从不推算及向众人论说，只有游雅知道他的学识。游雅多次就灾变的事，问高允，高允说：“阴阳灾变，很难明知。即使已经知道了，又害怕泄漏天机。还不如不知道呢。天下值得探索的道理很多，你义何必偏问这个？”游雅才不再问下去。高允审时度势去空言，把精力引向民生，注重解决百姓的生计问题。
拓跋焘问高允：“治理国家，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北魏境内的许多良田，都被朝廷划为禁地，因此，高允说：“我幼年贫贱，只知道农事。如果国家扩大农田，积聚谷米，使朝廷和百姓都有粮食储备，就不忧虑饥馑了。”
拓跋焘于是下令，解除被划为禁地的农田，让百姓耕种，国家收取田赋。
高允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重视百姓疾苦，保障农业丰收，使粮食有储备，百姓无饥馑。受到官民的尊敬和拥戴！
三、隆中定策三国立
《资治通鉴》卷65记载：
刘备决定去拜访诸葛亮，一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刘备吩咐左右的人都出去，说道：“汉朝王室已经衰败，奸臣窃据朝政大权，我不度德量力，打算伸张正义于天下，但智谋短浅，以致于遭受挫折，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我的雄心壮志仍然未泯，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诸葛亮说：“如今，曹操已经拥有百万大军，挟持天子以号令天下，此人确实不可与他争锋。孙权占据江东，已历三代，地势险要，民心归附，贤能之人都愿为他效劳，此人可以与他联盟，却不可算计他。荆州地区，北方以汉水、沔水为屏障，南方直通南海，东边连接吴郡、会稽，西边可通巴郡、蜀郡，正是用武之地，但主人刘表却不能守护，这恐怕是上天赐给将军的资本。益州四边地势险阻，中有沃野千里，是天府之地，而益州牧刘璋，昏庸懦弱，北边还有张鲁相邻，虽然百姓富庶，官府财力充足，却不知道珍惜，智士贤才，都希望能有一个圣明的君主。将军既是汉朝王室的后裔，信义闻名天下，如果能占有荆州与益州，据守险要，安抚戎、越等族，与孙权结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观察时局变化，这样，就能建成霸业，复兴汉王室了。”刘备说：“很好!”从此，刘备与诸葛亮互相尊重，又都谦虚。情谊日渐亲密。
关羽和张飞，对此感到不满。刘备对他们解释说：“我得到诸葛亮，是如鱼得水，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了。”关羽、张飞这才停止抱怨。
明君贤臣如鱼水，互相尊重都谦虚；隆中定策三国立，鸿图大业开始矣！
四、斟酌时宜，随方矫正，安民至上！
《资治通鉴》卷113记载：
刘裕刚开始来到建康时，对那些重大事情的处理和安排，全部交给刘穆之，使那些仓猝间应办的公务，马上安定就绪，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也当作自己的心腹，一举一动全都询问他的意见。刘穆之也是竭尽忠诚、极力筹措，没有任何遗漏和保留。
当时，晋朝的政令废弛，法律纲纪都没有建立起来，豪门大族凌傲放纵，但草野百姓，却异常贫困穷苦，再加上司马元显，又对政令多所违背破坏，桓玄虽然曾经打算进行整顿．但是却因各种规章的分类条目等，过于繁琐细碎，百姓无所适从。刘穆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安定百姓，最为重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清理矫正。刘裕也能以身作则，首先以威行严法，进行管束，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不满十天，官清民悦，社会风气大为改观。
五、能居安思危，则危不至
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君道》记载：
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保持已经取得的政权是困难还是容易?”侍中魏徵说：“很难!”太宗说：“任用贤人，采纳臣下的谏言就可以了，怎么说很难呢?”魏徵说：“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当他们处于陇患危急的时候，就能任用贤能，采纳谏言。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就松懈了。对上奏事情的人，只准他们战战兢兢、谨慎畏惧地说话，照此下去，国势就会一天天、一月月地衰落，从而走向危亡。圣人所以能居安思危，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安居时能怀畏惧之心，难道不算难吗?”
“能居安思危，则危不至。”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呀！
六、戡乱以武，守成以文
《资治通鉴》卷192记载：
唐贞观元年(627年)丁亥，唐太宗李世民宴请群臣，席间乐队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我从前曾受命统兵出征，当时，民间流传这支曲子。虽然没有文德之乐的温文尔雅，但立国大业却由此而来，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力，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能比拟的?”太宗说：“平乱建国应以武力为主，治国守业却应依仗文德。文武的妙用，应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你说文德比不上武功，说得太过分了!”封德彝磕头认错，称谢。
六月，戊申，太宗又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瑀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讨伐商朝。周及六国没有罪过，秦始皇吞并他们。获得天下的方式虽然都是以武力，但人心的向背却不同。”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后，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后，却更加崇尚暴力，这就是周朝政治与秦朝政治优劣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打天下可以通过武力，守天下则不能不施行仁德，顺应民心。”萧瑀连称唐太宗说得对。
七、创业守成皆勤慎，臣民之幸！
《资治通鉴•唐纪》记载：
唐太宗问侍臣说：“创业与守业哪一个更难一些?”房玄龄说：“打天下，创建国家之初，与各路群雄战争较量，然后使他们臣服，可见创业艰难啊!”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从艰难困苦中取得天下的，从安逸中失去天下的，可见守业更艰难啊!”
唐太宗说：“房玄龄和我一起打天下，从战争中死里逃生，所以懂得创业的艰难。魏徵与我治理天下，总是怕在富贵中出现骄奢淫逸，在疏忽懈怠中发生祸乱，所以懂得守业的艰难。如今，打天下创建国家的艰难，已经过去；守业的艰难，正需要我和诸位大臣，一起谨慎小心地对待它。创业守成皆勤慎，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使臣民永远都幸福！”
房玄龄等感激地说：“陛下您能讲出这个道理，这是普天之下臣民的福气啊!”
